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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重 富民强省(六)

    四、浙江民生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若干思考
    (一)浙江民生发展面临的挑战
    1.社会和谐共建共享对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一种倒逼态势
    社会公共产品既包括如教育、医疗、保障等,也包括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安排。社会和谐共建共享需要政府与社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与社会制度保障。
    (1)基层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强
    浙江县域及以下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服务总量和相对水平均偏低。首先,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我省城乡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异,长期形成的“城市公共事业以政府为主体来办、农村公益事业以农民为主体来办”的思想观念和投入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公共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的体制机制尚未根本建立。
    其次,不少县市财政压力很大,一些欠发达乡镇更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尤其不发达地区财政是负债现象还较普遍,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财政收入骤减,运行更加困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没有切实保障。据省财政厅统计,取消农业税的当年全省共有1166个乡镇负债,负债总额67.8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81万元;共有37372个村负债,负债总额76.7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52万元。丽水市是欠发达地区之一,一些农村长期背负着债务,到2005年底全市农村流动债务高达2.8513亿元,村庄集体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还有1833个,占3477个行政村的50%以上,这些村庄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支持康庄工程。
    第三,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权逐渐向上集中,而事权却逐级下放,使得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财力与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严重不匹配。县乡两级政府承担着义务教育、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农业基础设施等刚性很强的事权,却并不拥有与其义务相对称的财权。这种不对称的事权和财权安排是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对于乡镇政府而言,在财政短缺的情况下,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只能是减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2)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我省公共产品的供给仍基本沿袭计划经济年代模式,主要首先是用来满足城市居民的社会需求,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却基本上仍是农民自己。2003年,我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支农支出为59.88亿元,尽管已比上年增长了18.6%,但仍仅占全年财政支出的6.67%,即使加上财政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的投入,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也只占全年总支出的7% 。农民收入低,农村是更需要政府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以满足农民的社会需求,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毋庸讳言,多年来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体制十分落后,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主体缺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质量低下,农村公共产品供应出现结构性失衡。
    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捉襟见肘,农村文化事业在经费投入、设施数量及规模等方面均远远低于城市。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距较大,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地区仍有相当一批乡镇学校设施简陋陈旧,教师收入偏低,存在着严重的城乡教育不均等现象。据统计,2007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事业费分别比城市低15.3%和39.5%。2007年,农村小学专任教师高学历比重为75.1%,比城市低11.7个百分点;农村初中为68.2%,比城市低13.3个百分点。生均仪器值城乡差距也很大,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仪器值分别为472.2和744.5元,仅为城市的63.2%和74.2%
    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快,农村医疗网点不健全,医务人员水平低,医疗设施落后,农民看不起病,一些县市对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显然偏低,一些发达县市用于乡镇的费用也常常处于困窘局面。初步统计,2006年农村卫生机构数的仅为城市的37.5%,床位数只有城市的28.5%,卫技人员和医生数仅占城市的32.1%和29.7%。导致农民看病只能去城市医院,是造成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
    2006年农村文化事业费为3.9亿元,仅为城市的29.3%。投入不足造成农村文化设施严重缺乏,农村剧场影剧院数量仅占城市的34.6%,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仅占城市的22.8%。此外,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普遍存在档次低、规模小、功能和技术装备落后等问题。
    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几经改革,日臻完善,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则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制度层面上存在许多内在缺陷,保障水平也远低于城镇。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参保人数逐年下降,2001年为600万人,2006年下降到440万人,当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仅在杭州、嘉兴、湖州等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着救济标准低、救济款项不能按时发放等许多不足,2006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平均保障标准为人均149.7元,低于城镇的241.4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覆盖了绝大部分农民,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益面窄,保障水平偏低,2007年人均筹资水平为81元,住院费用有效报销比率仅为25%左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水、电、路、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2006年全省乡自来水、燃气普及率分别为79.4%、70%,与设区市相差20和28.3个百分点;人均道路面积为11.1平方米,与设区市相差6平方米。2007年城市有线电视入户率超过94.2%,而农村仅为56.4%。乡污水处理率只有5.1%,与设区城市相差56.4个百分点。
    再如长期不让或少让农民工享受当地的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从逻辑上讲,农民工给当地创造了产值和税收,完全有资格享受当地部分基本公共服务,但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县市确实支付乏力。
    (3)收入制度仍不合理
    第一,企业劳动者收入偏低,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太低。
    我省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作了9次调整,但是仍然达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而且缺乏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一些纺织、皮革、玩具、灯具等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制度,部分企业通过提高劳动定额或任意压低计件单价来降低工资成本。有的企业甚至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工资的标准;有的企业以劳动者自愿加班为由或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付加班工资;有的不执行国家有关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的规定。据2006年调查显示我省进城务工人员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仅占37.62%,而有62.38%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33.14%每天工作8-10小时,20.26%每天工作10-12小时,还有8.98%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能享受正常双休日仅占14.20%,39.30%每月休息四天,26.74%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19.76%则根本没有休息日。因此,假如以国家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计,农民工每月实际工资不足800元。根据绍兴市的调查,2006年绍兴市流动人口务工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50%,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主体。但该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工资仍大多在600-800元之间,大多数日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之间,有的企业7年只涨了30元
    第二,农民收入增幅趋缓
    关键是近十多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996—2005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增长7.5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近10倍,而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分别仅增长1.6和1.1倍。政府集中了社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乃至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企业家将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使投资率逐年提高,而政府和企业这两个部门较高的储蓄率,必然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最终消费率的提高。
    此外,在居民收入较慢增长的同时,实施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制度改革大大增加了居民支出预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又强化了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的形成。总之,只要上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逆转(2006年还在继续。顺便指出,我们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年度计划指标和“十一五”规划中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长率或年均增长率都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高出整整一倍),只要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性支出没有持续快速增长,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失衡就很难得到校正。由此可见,浙江完全依靠投资增长的路子已到了极限。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政府社会性公共支出,一方面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路径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向生产要素提高型转变;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储蓄,促进消费,带来增长动力的变化——增长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更多地依赖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转变。“十五”期间,浙江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但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7.4%,严重滞后于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见表13)。

表13 浙江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比较

年份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增长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数量(元)

增长率(%)

2001

14655

8.8

4582

6.9

2002

16838

11.8

4940

8.4

2003

20147

13.6

5431

7.8

2004

23942

13.5

6096

7.4

2005

27552

10.8

6660

6.4

2006

31684

11.6

7335

9.3

2007

37128

12.7

8265

8.2

    (资料来源:根据2002-2007《浙江统计年鉴》和《关于2007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制表)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远低于经济增长,也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六五”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曾高达17.2,高出城镇居民近10个百分点。而到了“八五”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不仅长期在7%左右徘徊,而且一直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到“十五”结束时,更是低了近4个百分点(见下图)。

    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态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六五”时期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最低的1984年为1.50:1(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下同),到了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2.08:1 (见图3)。2001-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相差3.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18倍扩大到2007年的2.55倍(见表1与图1)。虽然低于全国平均,但从世界范围看城乡差距严重偏高。根据世行报道,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极少有超过2的。考虑到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浙江城乡差距近乎是世界平均的两倍。

图1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图(单位:%)

    城镇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1年为3.88倍,2006年为5.22倍,而且收入等级越高,等级差距越大。2006年农村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比分别为5.81倍和4.99倍(见图2)。2007年前三季度,农村收入最高的20%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之比为8.76:1,比上年同期的8.35:1又有所扩大。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00元的人口约有548万人。可见差距在不断拉大,同在城镇或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在浙江也正逐步扩大。

图2 最高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比

    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明显上升,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就已经上升到了0.4以上,2005、2006年分别达到0.404和0.409,并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其中,城镇居民由2000年的0.256上升到2006年的0.323,农村居民由2000年的0.345上升到2006年的0.361。2007年底,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15,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535。
    2.社会快速转型对社会体制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态势
    (1)城乡新旧二元结构矛盾仍很突出
    浙江尽管社会转型速度较快,但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还没完全打破,还是属于二元化社会,城乡间在经济、社会、制度、自然条件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生活水平上反映非常明显,同时也无法做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没有消除。到目前为止,改善农村民生的各种举措,大多是政策性的行为,尚未形成法治化的制度,而改善农村民生的各项工作,大多是行政式的推动,即使是出台的那些改善农村民生的制度,不少也是补充性、单项性、过渡性的,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烙印,仍维持着城乡分割和城市偏向的格局,尚未形成系统性、整体性、长效性的城乡平等、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
    在制度的安排上,城市人口在户籍制度的保护下,可以享受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各种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而农村人口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以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为主,基本与城市的各种福利无缘。尽管国家政策已经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产效率较低,市场化和组织化不成熟,在与城市的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和受剥削的地位。特别在土地的转让和使用的过程中,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农村失地人口在失去保障的情况下,贫困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由于体制改革滞后,产生了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矛盾。最明显的就是农业人口与乡村人口的不一致。这里的农业人口不是指从事农业活动或依靠农业而生存的人口,而是指属于农业户口的人口,而乡村人口是指还在农村生活的常住人口。那些已经在城市定居和生活的许多人口虽然被统计为城市化人口,但是,他们在户籍上仍然属于农业户口,户口的不同已深深影响到已经进城的这部分农业户口者的生活。在全省2813.7万城市人口中,有1476万人仍是农村户口,属于不能享受同城待遇的进城农民。
    在全面奔小康的过程中,浙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农村人口平均所受的教育7年都不到,据测算,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浙江省农村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70、6.81和6.92年。这样,浙江连续3年都没有达到下限总体小康值7.4年的水平,离大于等于9年的全面小康标准差距更大。
    (2)农民的市民化严重滞后
    城乡的巨大差距导致现代化的断层,即一部分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而另一部分人与现代化无缘。农村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除了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外,还表现在农村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民脱离土地、进入非农就业的进程滞后;农民在脱离农业以后进入城镇居住的进程滞后;农民在离开农业和农村以后享受到城镇社会服务的进程滞后;与城市社区建设相比,农村现代型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在农村享受到城市文明的人口还十分有限。
    我省目前除了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实际水平偏低,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市民化更为滞后,大量进城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实际并未真正市民化。城市化并不等于城市的地理扩张或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还有更深的内涵。城市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际关系及新的精神生态。因此,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再分布不只是一个人口数量规模分布的机械变动过程,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和重构过程。如果只有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和城市化率提高,而没有同步加快真正意义上的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那么,这种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原为“异地”状态的城乡二元结构转为在城市内部“同地化”的二元结构过程。因此,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
    (3)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身份的二元结构
    截至2007年6月,全省登记在册流动人口为1670余万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1:3,其中外省籍流入的占84.4% 。“十五”期间,流动人口对浙江GDP的贡献率达到21.4%,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像嘉兴市本地居民335.5万人,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数为170.2万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为0.51:1。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相比,在发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流动人口收入明显偏低。长期以来,流动人口收入并没有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而提高。据2002年对浙江省流动人口家庭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结合2003年颁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定的标准,发现上述被访家庭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属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范围。同时由于流动人口主要是填补城市“剩余”岗位,普遍缺乏话语权,与企业主没有平等的工资协商权,因而他们的正当合法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
    二是流动人口融入存在制度障碍。流动人口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用社会学的话来说,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他们居于其内,又游离于外。用社会学的话来说,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他们具有双重职业身份,他们的职业跨产业类型,是过渡状态的阶层;他们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原始意义上的空间移民,又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他们是双重边际人,他们居住在城乡之间,他们奔走于工业与农业之间,他们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社会心理,既具有传统的乡土色彩,重故土,重乡谊,又有着现代人的寻求梦想、财富和城市生活的意识。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和功能性分隔,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往往处于市场和社会的边缘地位,与他们所在城市居民比较,他们缺乏城市的社区生活,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是“局外人”,长期的社区封闭与隔绝,造成城市流动人口的“孤岛心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是流动人口婚姻家庭问题严重。随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流动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家庭化流动趋向。流动人口长期稳定地存在于城市中,现已逐渐成为被城市社会接纳的基本事实。流动人口家庭事实上也已成为城市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的入学率,以及下一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率等等都在近年来得到迅速提高。流动人口通过家庭流动的方式,通过下一代被城市逐步同化的方式渐渐融入城市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可以预见的未来图景。但是目前流动人口家庭还存在着种种与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不相和谐的问题,如超生问题,育龄妇女所占比重及生育水平都高于户籍人口。又如文化水平较低,儿童辍学情况相对突出,职业的代际延续性较强:流动人口子女厌学、逃学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他们辍学就业,大都是继承父母或随同其他老乡在城市中的职业,因此这个群体的职业代际延续性很强。再如姻家庭问题凸现,城市流动人口群体存在大量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情感和心理问题。
    目前浙江的社会横向流动还受到身份歧视的障碍,以户籍身份为标志的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城市和本地户籍的人在就业、住房、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受到一系列歧视性待遇,因而限制了社会流动。户籍制度等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社会中为社会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排除身份歧视、裙带关系等非能力因素的干扰,才真正形成一个能上能下的、不断进步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使得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使得人的潜力的开发实现最大化。要打破户籍身份和所有制的限制,使浙江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没有身份歧视的、平等的社会。
    (4)社会组织在数量、能力、水平上还无法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
    我省社会组织尽管我们已经高居全国前列,但是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还相对滞后。社会组织数量少,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水平不高,无法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目前浙江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仅为4.79,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也低于印度和罗马尼亚这些发展中国家(见表3)。所以,如何加强我们的社会组织建设,比如我们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比如我们义工建设,比如我们社会志愿者建设,是我省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省现有311万残疾人,占全省总人口6.36%。2005年全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57%,预测2017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会达到10%,也就是说,我省提前12年达到全国平均的老龄化程度。按现行生育政策,到2010年,浙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746.63万人,占总人口的15.11%,5年间增长94万人。这都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关心,加以关注,仅仅依靠政府是很难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的。
    但我省社会工作者队伍严重匮乏。如杭州市,虽然统计上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大约有11000人左右,但他们大多数是以行政干部或准行政干部的身份出现,与服务对象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专门助人的职业。西方发达国家,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比例一般都达到2‰以上,美国约有56万多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2‰,加拿大和日本分别为2.2‰和5‰,中国香港地区截止2007年4月,社会工作从业人数达到26000多人,占总人口的3.9‰;注册社工就有13018人,占总人口数的1.86‰。
    在社会结构当中促进社会体制改革一个内容就是培育社会,规范有序发展社会组织。我们讲社会发展,但是有时候不知道社会在哪里,老百姓碰到事情的时候要么找政府,要么找警察。如果我们更多的老百姓一遇到问题更多的是找社会组织,而不是一遇事情就找警察或政府,可能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健全、更加稳定、更加和谐。

表3 10个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民间组织数(截止2006年底)

国家(地区)

民间组织数量

人口数(万人)

每万人拥有数

法国

700000

5885

110.45

日本

1228344

12641

97.17

美国

14000000

20730

51.79

新加坡

4600

316

14.56

印度

1000000

97967

10.21

中国台湾

20473

2192.9

17.34

罗马尼亚

12000

2250

5.33

中国

319760

130756

2.45

浙江省

23405

4980

4.70

    3.环境资源承载和生态保护对发展方式转变形成一种倒逼态势
    浙江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进展并不明显,粗放增长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转变增长方式的发展战略已经提出很多年,但效果很不理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很多人把粗放增长和资源粗放利用归咎于企业不努力,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关键是政府仍然操控了大量资源和要素,并且对这些资源和要素采取系统性压低价格的做法。如在资金方面,实行长期低利率政策,证券市场以“圈钱”、“集资”为主要动力和目的;在土地方面,为追求短期政绩,展开了比拼低价和无偿出让土地的“招商引资大战”;在劳动力方面,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劳动条件、生产安全等的防护性保障措施不力。所有这些通过政府操控和管制严重压低资源和要素价格的直接后果是,企业集约利用资源“外无压力,内无动力”,促成了企业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及自然环境的粗放利用和严重掠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仍不受制度约束,而且,追求速度、招商引资、经营土地、扶持企业、审批项目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兴奋点。在这种背景下,转变增长方式的前景不容乐观。
    浙江地少人多,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使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城市建设缺乏发展空间。目前各地都反映建设项目要真正落地难度较大,用地报批周期较长,加上国家继续提高项目用地审批的要求,供地形势将继续趋紧。由于我省一些高消耗、高排放的落后生产能力仍未全面淘汰,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
    浙江省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0平方米,经测定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955亿立方米,按2006年常住人口4998万计算(外来人口未纳入计算),人均仅为1911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警戒线。区域性、水质性缺水,成为土地、能源之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瓶颈。水资源的紧张使玉环、义乌等地陷入向外地买水的困境,企业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节约用水工作和水资源费的征收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全民的节水意识仍然比较淡薄,水的浪费现象仍然严重,节约用水管理缺乏强有力的措施,水资源费的征收范围和对象不够明确等。
    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浙江在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节能减排任务仍十分艰巨,通十一五发展规划目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节能要求看,到2010年全省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20%,要求年均下降4.4%。而2006和2007年我省单位GDP能耗分别为3.52%和4.18%,未能达到规划进度要求。从减排要求看,2006和2007年我省COD排放总量年均下降1.5吨,也未达到规划目标进度要求。今后我省重工业化趋势明显,一批电力、石化等高能耗项目建成,能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将可能有较大幅度增加,节能减排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 参见黄旭明:《关于2003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浙江日报》2004年2月20日第8版。
2 数据来源:浙江省发改委课题组:《加快浙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未刊稿。
3 数据来源:绍兴市政法委课题组:《关于深入推进我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调研与思考》,未刊稿
4 资料来源:万斌、杨建华主编《2006浙江蓝皮书.社会卷》第43页,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
5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6 数据来源:浙江省公安厅暂住人口在册网,参见杨建华执行主编《2008浙江社会发展蓝皮书.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8年1月版。
7 参见浙江省发改委课题组:《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报告》,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