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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重 富民强省(七)

    (二)浙江改善与发展民生的几点思考
    1. 牢固确立民生为重理念,继续大力推进创业富民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民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者,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最终为之服务的目标和对象,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发展的最高尺度。发展既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也是政府的中心责任,坚持科学发展 夯实民生基础。重视和改善民生,就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着重点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的理念。解决百姓谋生之道是解决民生之本,也是国家利益所在。要为百姓的谋生给出路,要少取多予。激发全社会的活力,首先要善于引导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实现民生为重的基础。只要放手让人民群众自己创业,就会实现生产力进一步的大解放。坚持“非禁即入”的理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凡事要经过允许、审批才能干,这种理念抑制了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事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干。《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依法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和“金融服务业”。“非禁即入”的理念,不仅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必将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浙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业富民、藏富于民。百姓创业人数众多,民营经济发达,是浙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民生全面改善的一个重要引擎和坚实基础。创业者众多,有利于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增强居民和家庭收入的稳定性,使大多数人有望成为中等收入者,让更多的百姓从改革发展中获得实惠。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创业,不仅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而且可以改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从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消费需求的作用,有助于缓解当前比较突出的就业、分配以及消费和投资失衡等问题。以创业带动就业、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免收登记失业人员个体创业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鼓励农村家庭工业发展,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让土地也成为农民的财富。长期以来,农民的财产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利益不断受损。当前,农村产权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和集体的土地、房产等资产不能与城市的土地、房产那样进行自由流动,难以成为融资手段和创业资本,因而使农民失去了财产增值的一大来源,削弱了发展的实力。目前,浙江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已具备条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应保障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利。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户的农用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给农民50年以上的稳定的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允许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可试行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内,通过地方法规,使农民拥有土地处置和收益权,让农村土地在农转非过程中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让土地征用方直接与被征地农民谈判。出台关于土地农转非的补偿分配的具体规定,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补偿。其次,在农村进行住宅商品化的试点,总结经验,出台农民住宅进入商品房市场的有关规定,让农民的住宅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可试行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和附着的房产进行流通,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颁发房地产证,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让城市的资本流也可以注入农村。
    浙江的社会结构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如何将在业人口产业结构从鼓型转变为倒金字塔型,如何将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型,都需要政府运用制度的力量来校正社会结构还不合理的状态,促使社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而这就需要发展经济,调整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建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今后几年浙江应努力争取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在2010年中等收入人群就将达到45%左右。这就是达到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了。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地发展,夯实优化阶层结构的基础。同时,放手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创业的主体,成为市场的主体,从而有机会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或富翁群体,使一大部分人走向共同富裕。这样可使社会结构更加合理,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均衡发展。
    2.加强社会建设,努力提供更加丰富的社会公共产品
    当前,浙江社会发展正面临的三大挑战,归结起来主要还是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根据这种状况,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政策建设,以提供更加丰富的社会公共产品。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政府主要的职能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为老百姓提供能够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解决民生问题政府是关键,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公平正义。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与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关,也与政府自身的行为有关。转变职能要真正转到服务型政府上。政府要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努力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切实承担起社会发展领域的建设和监管责任,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确立政府在推进民生为重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重大决策听证、质询、公示、论证以及责任追究等制度逐步建立,公共决策的随意性逐渐减少,力争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不断完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社会救助、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力争使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建设与管理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社会政策的配套。目前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在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就业,包括劳工问题、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基本医疗、社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有更多的作为。社会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首先是法律上平等,不能有歧视。第二要给弱势群体以实际的扶助,不仅是在人力、财力还是在精神上。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三,我们不能让太多的人处于社会主流生活之外,所以不能因为有些人生活贫困或生存条件差只给予救济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进入主流社会,避免他们的边缘化。而且社会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来关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人,而且还要使这些人参与到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制定中来,否则他们完全是被动的。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建立面向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民生财政”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政策手段和体制保障。要严格区别公共支出、社会支出。目前为老百姓的支出即社会支出占的比较太低。需要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来保证民生财政投入。解决民生问题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效益不会立即增加,短期不会出政绩。如果没有制度化、法制化来保证,很难连续和持久地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首先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使得财政确实承担起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坚持“以法理财”和“民主理财”。“民生财政”首先必须是“法治”的财政,要培育以公平和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财政法律秩序,加快公共财政的法治化进程。要使财政在收入分配方面,对人民生活最迫切、最需要方面投入倾斜,过半的财政收入应用于解决有关民生的支出,并逐步提高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提高财政公共服务能力。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娱乐、公共安全、公共基础教育等都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公共服务,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普罗大众来说特别迫切和特别需要。搞好这些公共服务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关注民生,也反映出“民生财政”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还有效地改善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状况。
    3.大力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全面小康,是一个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把“共建”内容拓展的同时,把“共享”的对象延伸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树立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观念,把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口,探索建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在公共服务方面实行平均化,而是在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有平等的制度,这样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扩大就业和加强社会保障,加快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社会事业的发展在空间上要合理布局,满足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人群的需要。学校、体育设施、文化设施和医院以及社区卫生设施的布局,文化娱乐和社会保障设施的布局和服务对象都要考虑到使得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都能享受到社会事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使得浙江的城市与乡村、浙江的东部与西部、浙江的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都能得到应该的和必须的服务。社会事业管理要有效率,不仅要用相对较低的投入产生尽可能多的社会服务,还要使得社会事业生产的服务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社会事业的受益者应当是全体居民,包括城市与乡村、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当前各种社会事业中有一些表现出产业化和排斥中下社会群体的趋向,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口一向很难得到必要的社会事业服务,从教育到医疗服务。这些都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应当把覆盖最大数量的社会群体作为一项评判管理是否有效的标准。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调整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打破制度性障碍,给农民真正“国民待遇”。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导向,改变原有的支出政策,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政策对农业产业倾斜的导向作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条件。尽管我省的财政仍处在公共财政要求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投入和一时无法完全退出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无所不包的刚性支出困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但我们还是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将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调整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的资金投入,建立起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刚性投入机制及制度安排,各市县财政在预算安排上应在制度上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增长比例,对那些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村落应给予适当的扶持。继续深入实施“百亿帮扶致富”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扎实推进“山海协作”工程,财政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当然,我们还可动员民间资金投入农村的公共事业,让民营经济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缓解供需矛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社会需求。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关注和扶持弱势群体的发展。提供弱势群体发展的机会,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社会的道义和良知。尽快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系统,完善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内部是有层次的,底线公平是基础的层次,是由政府来负责的。其他制度可以置于底线公平的基础之上,通过社会、个人采取市场机制来实现“底线公平”。这一制度基本内容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大病医疗救助、公共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同时,从现阶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内容及保障效果出发,面向城乡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它所解决的只是根据当地消费水平确定的最低营养需求问题,而事实上,相当多的贫困人口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应当以政府财政为后盾,以现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在浙江城乡构建一个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房屋、疾病医疗救助及其他相关救助措施在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粮食、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情况,结合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承受能力,建立健全价格补贴机制,实行必要的价格补贴措施,减轻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影响。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利。“十五”时期,农民工对浙江GDP的贡献率达到21.4%,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利仍相对贫困。因此,政府应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提供公共制制度。继续切实有效推进居住证制度,根据本地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流动人口情况,实施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规定连续居住工作一段时期的农民工,可享有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待遇。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既可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又为他们以后的流动提供了便利。政府应加强对城市农民工的组织管理,大力向他们提供政府支持。要发挥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注重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与认同。同时,为方便农民工的管理和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可试行免费登记制度,凡是跨越市区县界的人口,都应该在迁动半月内向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完善的人口流动登记制度,有利于政府把握人口流动的现状和趋势,制定比较合理的人口流动管理和服务计划。
    4.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民生为重的发展体制
    浙江已进入现代化全面建构阶段,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为适应新阶段发展的要求,应当由以经济领域为重点的改革转向全面改革。民生问题,是同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凸显,主要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目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服务体制尚未根本打破,新的公共服务体制仍在重构当中。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既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反映了再分配体制的缺陷。按照社会和谐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创新相应的体制。推进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关注民生问题的制度建设并注意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如初次分配体制性扭曲,表面上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实际上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政府再分配政策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和矫正固然重要,但转型经济中初次分配的起点和过程公平尤为紧迫和重要。离开起点和过程公平,仅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结果公平上,不仅难以根本缓解和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而且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应改变初次分配中扭曲的体制,努力缩小城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控制城乡之间、高低收入群体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扩大公众参与。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力,广泛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疏通和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并加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真正维护和确保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壮大社会管理的公众基础,更好地凝聚社会建设和管理合力。
    如在新农村建设中,首先就要从制度上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真正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明确这哪些事应该由政府做,哪些应由农民去做,哪些工作应由政府和农民共同承担?政府如何看待农民对政府的需要?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让农民充分参与到新农村建设。这种充分参与包括:一是政府有关农村发展建设的政策、计划应该事先交给农民讨论,充分吸收农民的智慧,考虑农民的需要。要让农民来讨论新农村该是什么样的。二是在实施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要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且要使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利益会增加,从而让农民有更多的行动空间和动力;三是应实施多样性的策略,避免追求简单划一的模式。新农村建设要受各地农村的生活传统、经济水平、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体制改革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挥社会各方协同作用,让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与发展中发挥更多更大作用。大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充分发挥它们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反映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开宗明义地支持和鼓励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前提下自组织起来,通过自组织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实现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比如农民自办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合作社,社区自办的各种社团等等,在经济自组织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民众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国家权利之外,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民众自组织网络。这应该是目前新一轮体制改革以至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大力发展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组织。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把应由和适宜于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能授权或委托给行业协会,形成比较健全的行业协会“民间化”运行机制。破除行业协会原有的行政依附性,保障行业协会独立地位。政府负责依法登记、监管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是独立的自治性组织,自发设立、自愿入会、自主管理、自律发展。为此,应全面推进行业协会政会分开,加快行业协会民间化进程。确立和落实行业协会的四项基本职能,即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服务和行业协调。相关部门应把应由和适宜于行业协会承担的行业统计、行业评比、行业技术标准、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职能,逐步授权或委托给有条件承担这些职能的行业协会。推进行业协会内部机制建设,鼓励行业协会通过内部财务、协商议事、会员准入退出等内控机制建设,实现自我约束、自我协调、自我管理。
    培育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按照农业行业的划分,将农业劳动者以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的形式组织起来,构造起健全的农业产业体系,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在规划建设上,要在乡村空间增加城乡互助的商业和市场基础设施,缩短空间距离,减少商业的中间人利润偏高的倾向。同时,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和娱乐组织,农民通过社会组织这一喜闻乐见的载体,开展科、教、文、卫、体活动,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建立荣辱观,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民参加了社会组织,可以实行自我管理,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提高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需的价值体系和公共生活准则,提高自身整体素质。毫无疑问,这将成为发展农村社会组织的良好社会基础。
    5.加强社会安全机制建设,保障社会公众安居乐业
    加强社会安全机制建设。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安全发展”的理念,围绕强化安全文化、安全法制、安全责任、安全技术、安全投入五要素,继续完善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在职责范围内各负其责的领导责任体系,建立安全生产情况定期通报制度、警示制度和谈话制度。依法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管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指导督促企业广泛开展安全管理标准化活动,建立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全员、全过程的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继续开展危险化学品、矿山、道路交通、民用爆破器材、“多合一"建筑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加快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组织开展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专项行动,强化路面行车秩序管理,抓好对事故“黑点”、临水临崖高落差路段等重大隐患的整治。
    着力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提高有效应对各种灾难事故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加强重点领域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逐步完善覆盖全省的监测网络,构建综合预警系统,提高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监测预警和综合分析能力。整合现有应急信息资源,规范各级各类信息、指挥系统建设标准,统筹规划建设省、市政府应急平台和部门应急平台,形成完整、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信息与指挥体系,提升综合应急指挥能力。整合现有应急队伍资源,改善技术装备,强化培训演练,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以公安、武警、驻浙解放军为骨干和突击力量,以抗洪抢险、海上搜救、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为基本力量,以及企事业专兼职队伍和社会志愿者为辅助力量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着重加强物资保障、运输保障和通信保障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避难场所和恢复重建的能力建设。
    加强社会预警和整合机制建设。要把风险管理整合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管理中,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时、妥善处置全省区域内发生的经济社会紧急情况(包括事故、事件、灾害三大类),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和损失,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建构一整套社会预警机制。这包括:社会运行的监测机制。通过监测及时发现警情的征兆,准确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警报机制。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出现警情征兆时,立即向政府或公众发出警报。快速反应机制。即及时采取措施,以消除警源,抑制警情。同时,制定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创新,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和处理社会危机的应急机制,以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要提高发展的协调性,注意运用多种整合方式,运用文化等手段,如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使社会成员在内化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整合。
    6.加大资源环境保护,打造绿水青山蓝天的生态浙江
    尽管浙江生态环境总体状况在全国各省区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能源资源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加大。如至2007年9月底杭州市区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达15.3辆,同比增长14.6%。按国际通行统计惯例中规定,杭州市已开始步入汽车普及时代(国际标准开始普及阶段为每百户家庭拥有10辆汽车)。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四轮生活,但走进汽车普及时代的我们还要面对另一些问题,比如道路拥堵、噪音污染、尾气排放等。如何处理好消费升级与节能环保,人与自然的关系,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包括公民个人共同努力。
    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建立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政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在政府部门中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产品,倡导资源节约行动,建设节约型政府。健全考核和指标体系,把主要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将资源节约责任和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体系。政府通过规则约束、政策导向,以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形成政府宏观引导、市场主体运行、全社会自觉行动的推进机制。
    企业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减轻工业环境压力、提升浙江工业化水平的关键。进行企业内涵提升和产业再造,宏观调控应该做出明确的导向,减少产业对环境的依赖和干扰,使企业摆脱单纯依赖资源的粗放发展模式,成为拥有自主知识创新能力的研究开发型企业。建立和完善信息发布制。
    浙江发展要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近年来,浙江省工业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能源资源等要素紧缺、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内部压价竞争、企业赢利能力下降、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等新闻,严重影响了工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从增加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把自主创新作为推进节能减排、提高产品附加值、占领市场制高点。
    全社会需提高资源节约意识。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源节约宣传活动、技能培训和典型交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宣传手段,对公众进行资源节约的知识、行为、态度教育,使政府、企业和公众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全民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使节约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渠道,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强消费引导,鼓励使用绿色产品,大力推行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在全社会形成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