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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一)

杨 建 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一、对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状评估
    (一)全面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
    社会发展,是人类理想实现的一个过程,是各个国家立足于现状、实行社会变迁的高度自觉,是多领域、多重目标的综合体系,它的最终指向是国民的生活质量。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公正和正义的原则,是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发展的最高尺度就是发展的人民性。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正是这一发展原则和最高尺度的一种体现。
    全面小康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人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也有人说,小康的社会也就是小车的社会。这些说法自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它体现的主要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我们以为,如果说,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强调的是经济学上的指标,那全面小康社会,强调的就是社会学方面的指标。全面小康的社会,已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目标,而是一个全面、系统、综合、整体、均衡的社会发展指向。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说,全面小康是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型态根本转变的社会。也就是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由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单一同质的社会向多样化社会转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因此,全面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也基本可概括为三个“更”,即物质生活更加殷实、社会结构更加均衡、公共产品更加丰富。
    所谓物质生活更加殷实,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的国家经济总量和百姓的人均收入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我国的小康社会建立在一个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即达到36万亿人民币(按现行汇率折算,超过4万亿美元);而人均GDP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目前水平的前提下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2001年—2020年的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要保持在7.18%左右。
    社会结构更加均衡是指我国目前明显存在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社会阶层差别等不断扩大的趋势要得到根本扭转并逐步缩小,使东西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得到更加均衡的发展,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大幅度提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整个社会得以保持一个稳定、均衡、和谐的状态。
    公共产品更加丰富是指社会公共需要能得到更大程度地满足。这包括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获得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政治、精神文化生活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优美生态环境和个性自由方面更为充分的满足,等等。这也是指政府的职能转变,从原来的管理、统制转为服务和提供公共产品上来,实施有效的公共供给战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二)全面小康社会评估标准和浙江的实现程度
    全面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环节,是现代化实现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工业化的后期和城市化的成熟期。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水平,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指标也可以用来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状况。如,平均预期寿命、每千人口医生数、婴儿死亡率、大学入学率、每户居民拥有的住房、每百人拥有电脑、人均生活用电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等。只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衡量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日前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和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一项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经济标准,共有10个指标构成。
    根据这一评估的10项指标,浙江省2003年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已达到70%以上(见下表)。


指标

标准值

全国(2000年数据)

浙江

实现程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3000

 

854

 

2384

 

79.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万

 

 

13180

 

79.5%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8000

 

2253

 

5431

 

67.88%

恩格尔系数

40%以下

46%

40.8%

98%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米)

 

30

 

19

 

21.31

 

70%

城镇化率

50%

36.2%

46

97%

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

 

20

 

4.2%

 

20

 

70%

大学入学率

20%

11%

25%

100%

每千人医生数(人)

2.8

2

1.7

60%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

 

95%以上

 

71.6%

 

100%

 

100%

    假如我们按照这一基本的经济标准来衡量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话,那浙江只要保持每年10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到2007年我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达到3200美元左右,超过中国最低全面小康人均3000美元的标准,比全国提前13年实现这一指标的目标值。到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基础上增加1.5倍,达到18000亿元左右(2000年)价格,年均增长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10美元左右(2000年价格、2000年汇价),达到世界银行2000年关于世界各国收入水平四类划分标准的中上收入国家水平,可比全国提前10年进入富裕型小康社会。
    但从浙江各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进程来看,浙东北和浙西南存在着很不平衡的现象。目前杭州、宁波地区已经达到了人均GDP3500美元的水平,而衢州、丽水地区2002年人均GDP仅8000元左右,刚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仅为全省的一半。按照全面小康社会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测算,这两地区要在2018年甚至更晚才能达到最低的全面小康标准。
    因此,浙江要提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目标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我省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社会结构的调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等并不一定就能随着全面小康经济目标的实现而自然而然地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要避免一个误区,认为经济增长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社会发展、社会政策调整要下功夫去做,需要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建设,我们理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只重视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发展,也不能片面追求平均水平,而忽视了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认为,加强社会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公众尤其是农民的社会公共需求,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我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则是社会结构的优化,这包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问题。只有抓住重点,解决难点,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建成真正全面、均衡、和谐的小康社会。
    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农村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公共管理,即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公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事务和社会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加,社会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保护、保护弱势人群、提高地方治安水平、尊重、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等方面的社会事务和社会公共需求,都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增强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意味着GDP的增长,忽略了教育、科研、公共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等社会发展目标,经济的增长是难以持续地。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首先是用来满足城市居民的社会需求,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农民收入低,其实是更需要政府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民主等。毋庸讳言,多年来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体制十分落后,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主体缺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质量低下,农村公共产品供应出现结构性失衡,如目前农村医疗网点不健全,医务人员水平低,医疗设施落后,农民看不起病,就是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背后,反映了对农村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公共产品的短缺其实就是我们在发展进程中的“废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政府在转型期,总是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或者是过多地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市场化,使政府责任缺位。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共存性,同样也扩大了对公共产品的依赖性,一个突发危险事件就足以使众多的生命面临共同的灾难。SARS危机,暴露出政府在公共问题上的真空地带。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同样存在潜在危机。在这个高度关联的社会里,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埋下社会进步的隐患。因此,转变政府的职责,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投入,已成为燃眉之急。
    20余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政府职能和运行机制转变相对滞后,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尤其是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公共需求。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方政府的作用,学术界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浙江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弱政府”倾向。浙江大学的一项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提出,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地方政府功能列全国第20位之后(1999) 。如果说,在经济体制转轨初始阶段政府功能相对弱化,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随着浙江现代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浙江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运行机制就显得非常不适应。人的发展、公平的市场秩序、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强化政府作用的领域。浙江地方政府必须从一个计划经济功能的“弱政府”,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政府”转变。必须致力于创造较好的区域经济环境,高效率地满足社会各方、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同时,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义上,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主体也只能是政府。由此可以推出,农村公共产品和城市一样,也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却是农民自己。公共产品自身的特征决定了这种供应方式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制约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在当前我省还存在着事实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情况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就在于为农村居民提供应有的社会公共产品,以满足农村社会公共需求,满足农村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公共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相对城市而言,农村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农村全面实现小康还有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确定,全省共有25个欠发达县市,其中浙西南的衢州和丽水就占了15个,即这两个地区的县(市)均为欠发达地区。根据省农调队最新的抽样调查显示,2002年,我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600元的占农村居民总数的6.4%,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左右的占30.7% ,也就是说,全省农民还有170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780万的农民还仅是温饱。而这些人口又大多居住于浙西南地区。因此,我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主要矛盾和困难在农村,在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
    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省农村地区已经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5年的2966元上升到2002年的4940元。由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特色的浙江农村非农化程度较高,2002年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人均352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1.26%。全年非农收入增加额为271元,占全部收入增加额的82.5%。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1年农村居民在本地企业中从业或外出从事各种劳务及在非企业组织中从业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225.87元,占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940元的48.6%,工资性收入增加225.36元,占全部纯收入增加额的68.6%。 由此可见,我省农民收入的增加得益于非农产业收入而不是农业本身。但就欠发达地区而言,农民增收主要仍是来源于农业,由于农业增收相对非农产业增收较少,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增收减缓。
    衡量城乡居民的富裕差距,除人均收入外,还有两大指标:一是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机会,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社区设施等;二是生活质量,如休假、旅游、文化娱乐等。相对于量化的人均收入指标,,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如何更合理地在城乡之间分配政府的公共资源。因此,要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发展差距,政府需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上给予更多的扶持和倾斜。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特征及范围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和劳务。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是社会产品中的典型两极。就公共产品来说,按照其“公共”程度,又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农村私人产品而言的,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公共产品最主要的特征是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公共产品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其明显的特征是纯公共产品少,准公共产品多,后者界限模糊,政府在提供与不提供之间收缩性较大。
    1、农村纯公共产品及其特征
    农村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其特征为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包括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农村计划生育、农业基础科研、农村环境保护、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社会救济等。
    2、农村准公共产品及其特征
    农村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其特点是界限较模糊,政策随意性大,政府在提供与不提供之间收缩性大。如包括小流域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各种灌溉工程、农村道路建设、农村电网建设、农村社会保险、农村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及成人教育、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村自来水供应等。
    概括而言,农村公共产品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电网、道路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等;二是农村基础教育、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
    公共产品按照地域还可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如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如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工程、跨地区的病虫害防治等。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医疗,地区性的道路建设等。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经济效果,它通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外部环境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然而,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障碍之一。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发展,减缓了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收幅度
    1、现有财政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支持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财政支农支出仅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事业性支出,这是指政府用于维持经济性的农业事业单位支出;二是专项农业支出,这是指政府用于发展农业、调节农业生产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专项拨款;三是扶贫专项资金。我国的扶贫工作是围绕生产性开发进行的,因此,这是政府帮助农民改善生产条件的一种措施。由此看来,政府对农村公共事物管理是“缺位”的。
    (1)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除了水利工程,政府每年都加大投入外,国家财政多年来很少支持农村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土地,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投资,尤其是以改善水土条件为主的土地投资意义重大,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除对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建设有大量投入外,对一般农村土地的投资几乎没有。大多数农村土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仍然十分落后,中、低产田占农田比例较大。在日本,政府承担农田改良经费的95%,农民只需承担5%。再看荷兰,该国的土地类型从沙壤到严重的盐碱地都有,该国农业渔业部每年都要投资几亿美元用于改良土壤。 又如电力,多年来,农村电力一直是集体资产,自己投资自己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富裕农村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自行完善了电网,增加了电容量。但1998年实行电网改造,村集体所投入的供电设施全部被供电部门无偿收归国有,只有在这样的苛刻条件下农民才有资格享受同网同价,而集体经济却因此背负上债务。再如,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由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没有像其他基础设施一样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在城乡社会发展计划中考虑很不充分,因此,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在小城镇发展规划以及农村居民点的规划中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我省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体育公共设施缺乏,没有随着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相应地增加。
    (2)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投入不足。我省农村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人均耕地0.54亩,不及全国人均1.59亩的一半,人多地少,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仅依靠开发耕地等物质资源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的余地已经很少,而靠提高人的素质,开发劳动力资源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则具有比较优势。
    当今时代,知识逐步成为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观点,贫困是指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认为,贫困远不只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收入不足问题,相反,贫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恰恰是这些机会和选择权利才能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尊和他人的尊重。因此,贫困也就可分成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知识贫困。
    而据调查,知识资源的匮乏已成为阻碍浙江省100个贫困乡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能力利用报刊图书资料等手段获取信息,缺乏科学技术、法律常识等,更不必说运用科技知识和法律常识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服务、向非农产业领域有效转移等等。
    以丽水市景宁县为例加以简要分析。景宁县是浙江省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根据景宁县人事劳动局2000年的统计资料,全县共有3.41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6%,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72.6%。在全县外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2196人,占总人数的35.7%;初中文化程度的为20371人,占59.7%;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381人,占4.1%;中专及中专以上的为183人,仅占总人数的0.5% 。这充分表明,景宁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仅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就占95.4%。据统计,有77.6%的流动人员因缺乏一技之长,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性或无技能要求的职业,实现自我发展的潜力很小。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较为薄弱导致了整体劳动力素质明显偏低,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
    2、集体经济实力减弱,难以承受巨大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开支,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之初,乡镇的集体经济成为基层政权可用来支配农村公共产品一般事务及维持其正常运转的财源。但在1997年后,随着小企业的“关停并转”和产权制度的改革,部分乡镇企业已改制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私营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实体。乡镇企业收益的下降,使得靠之以生存与发展的集体经济实力在不断地被削弱,导致基层乡镇财力匮乏,因而,无力提供开支巨大的农村公共产品。
    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截止到2001年底,衢州和丽水的第一产业产值分别为35.69亿元和36.74亿元,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0.2%和23.1%。2001年, 在衢州和丽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分别达33.7%和40%以上。 随着浙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份额在不断下降,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仍然是浙西南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点,尤其是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仍然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欠发达地区可用于积累发展的资金欠缺,要靠自身积累来快速发展经济则显得力不从心,必须借助外力来发展当地经济。这就必须依靠政府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产品。
    就农业而言,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表现为农业产业化水平低。虽然有些地方取得了不少进步,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地方特色和规模的农产品品牌和龙头企业,但是由于受企业自有资金缺乏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限制,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技术、人力资本和组织化程度的限制,农业的总体经济效益不高和自我积累能力差。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数量不少,但能有效发挥作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协会数量不多,在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和农产品品牌创新、推广方面还不能有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我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在于社会结构的优化
    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凡是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社会结构转型阶段,比较特殊的是,我国在实现社会转型的同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首先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性改革和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性改革同时进行,这就使得在转变过程中出现结构冲突,体制磨擦,多重利益矛盾,角色转换,价值观念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多种矛盾错综复杂,增加了转型的难度。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优化社会结构,是改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起着促进或者制约的作用。有学者就指出,除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外,社会结构转型是影响资源配套与经济发展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李培林语)。
    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但因为存在着体制性、制度性和政策性等的影响,社会结构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自动地调整和变化。在现阶段,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等等,这些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有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适应了,有的则还很不适应,于是产生了种种矛盾。社会结构的变迁有自己的独特规律,经济体制转轨比较容易,社会结构优化则比较难。人们容易有一个误区,认为经济建设抓上去了社会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结构就自然而然地优化了。这是非常片面的。实践证明,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结构的优化,同样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调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改观,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它的优化步伐则显得相对滞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理念对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估报告,我省经济发展水平高居全国第4位,但社会结构得分则是在第7位左右。目前我省社会结构还不尽合理、均衡的主要有:
    1、城乡结构
    我省尽管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松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这种结构,经济社会制度中“城市偏向”问题还十分突出。经济体制方面,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府税收与财政在农村的“收支差”(收得多、支得少)、银行信贷在农村的“存贷差”(存得多、贷得少)、非农用地征用与出让的“级差”(征用补偿费每亩只有2—3万元,而出让时至少有10多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等这些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以农养城”的机制尚未得到改变,有些还有所强化。
    在社会体制方面,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石的一系列城乡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还有不少仍在起作用,市民与农民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待遇和在享有“平等受教育”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上都还很不平等,即使农民进了城、落了户,其在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仍然不平等。因此,尽管农民在分化和分层中职业、收入、身份、地位等有了变化,但仍难以摆脱其先赋性的“农民身份”的束缚,这就进一步制约了农民分层体系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
    城市化水平也还不高。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浙江城市化水平为48.67%,虽然高出全国12.6个百分点,仍排在辽宁、黑龙江、吉林之后,居全国第8位,与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第4位的经济大省地位还不相称。即使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我省也仍有2400万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和城市相比还较为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统一的市场,商品要流通,劳动力、资金等等生产要素要求顺畅地流动,要求城乡一体。浙江尽管社会转型速度较快,但事实上还是属于二元化社会,城乡间在经济、社会、制度、自然条件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生活水平上反映非常明显。同时也无法做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和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仍然比较落后。近年来城乡差别还在不断扩大。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看,还是从城乡居民享受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基础教育程度看,城乡差别都很大,并且表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并且产生了种种不协调和矛盾。
    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城,转化为工人,转化为职员,城市化也必定是发展的。我国因为有户籍制度等的限制,这些年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业化发展很快,2002年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二、三产业产值已达到91.2%,农业只有8.8%,但城市化率只有48%,近52%的人还是农民,还居住在农村。根据《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6%,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6%,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6%,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7%。浙江人均收入已接近下中等收入国家下限水平,而城市化水平只有48%,滞后约10个百分点。
    我们所追求“非城市化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强调“离土不离乡”,导致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相脱离,出现了农村高非农化与区域低城市化相矛盾的状况。我省的这种城乡结构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不利于大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特别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利于提高人的素质,不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的形成,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阻碍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要素的顺畅流动和农村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文明水准的提高。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的社会问题。这影响了浙江经济增长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化,严重制约了浙江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生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人口结构
    人口素质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同时它又是社会发展的成果。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在全省人口结构中,接受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149.16万人,占3.19%;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503.15万人,占10.76%;接受初中教育的1559.12万人,占33.34%;接受小学教育的1712.79万人,占36.62%。
    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由1171人上升为3189人;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由7021人上升为10758人;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由23766人上升为33336人;具有小学受教育程度的由39660人下降为36622人。全省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30.22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61%下降为7.06%,下降了10.55个百分点。
    这说明这十年我省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我省人口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历史上发展是最好的。但如横向比,我省目前人口的文化构成还是比较低的,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浙江为8.35年,基本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而江苏为8.63年、广东为8.58年、山东为8.50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盲率,我省为7.06%,居全国18位,而广东为3.84%、列全国第2位,江苏为6.31%、排全国14位,山东8.46%、列全国23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全国平均为63.2%,浙江为57.8%,而广东为70%,江苏66.4%,山东为64.4%(见下表)。
    全国和苏、鲁、粤、浙人口文化构成

 

大专以上(%)

高中段(%)

初中(%)

受教育年限(年)

文盲率(%)

全国

3.61

11.15

33.96

8.43

6.72

江苏

3.92

13.04

  36.37

8.63

6.31

山东

3.33

11.04

36.63

8.50

8.46

广东

3.56

12.87

36.69

8.58

3.84

浙江

3.19

10.76

33.34

8.35

7.06

    与国际上许多国家也不好比。1987年欧美发达国家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占总人口10%以上,原苏联和日本也都在5%以上。之所以我省人口的文化构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似的省有一定差距,有的还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省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一是浙江教育投入强度比较低,列全国第10位,而广东为第3位,江苏为第5位。二是教育规模小,高等教育层次低。就教育规模而言,浙江排在全国第21位,广东、江苏、山东分别位于17、20、5位。就高校数量与层次来看,2000年,浙江高校数量为35所,其中综合性大学2所,师范院校7所,分别占高校总数的5.7%、20%。广东、江苏、山东高校数量分别为52所、69所、47所,其中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分别为13和4、4和10、7和10所,占高校比重分别为25%和7.7%、5.8%和14.5%、14.9%和21.3%。在发展高等教育、提高办学层次上,广东省有气魄。除规划广州、珠海、深圳、东莞等大学城外,还积极鼓励各地引进大学。珠海市从1999年开始,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引进北师大、北京理工大学、哈工大等10余所大学落户并设立校区。反观我省,像珠海这样大规模引进大学的情况,还不多见。即使我省一些地方高校发展较快,也主要是靠原师范院、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省高等教育层次的提升(见下表)。

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教育指标比较

 

教育投入全国位次

高 校 数 量

教育规模
全国位置

教育成就
全国位置

教育能力全国位次

总计

综合性大学

浙江

10

35

2

21

5

12

广东

3

52

13

17

19

4

江苏

5

69

4

20

8

7

山东

11

47

7

5

4

5

    高学历人口不足,已影响到了浙江在新一轮知识经济竞争中的态势。根据北京大学以课题组对全国31个省市区新经济势力评估,浙江居于全国第6位。美中不足的是人口受教育水平与上海和江苏相距甚远。另外,在数字化方面,信息网络建设是相对弱项。浙江省的全球化水平排第七位,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在创新能力方面,仅有高科技产业比例略高于上海和江苏,专利数量水平略高于江苏,而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以及民间研发投资都是远远落后这二者

1 2002年我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37.9%。
2 到2003年9月末,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电脑为38.5台,农村居民为3.37台。
3 全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40.6万人,其中城镇居民5.6万人,农村居民35万人,均已入保。支出2亿元。
4 参见万斌、杨建华主编《浙江蓝皮书:2003年浙江发展报告》,的22也,杭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5 参见浙江省农调队课题组《提高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研究》,未刊稿。
6 万斌,杨建华,《浙江蓝皮书—2003年浙江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12月。
7 刘景江,欧共体农业—发展、政策与思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8 柳建光,认准一条路 转移劳动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坛,2003年。
9 万斌,杨建华,《浙江蓝皮书—2003年浙江发展报告》(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12月。
10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制表,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11 参见万斌、杨建华主编《2003年浙江发展报告.社会卷》,第39页,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12 参见2003年08月15日 《 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