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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二)

杨 建 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3、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反映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劳动力就业结构同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应该是大致相当的。但在目前我省却不是这样,2002年全省就业人员2835万人,一产、二产、三产就业人员分别为978万人、927万人、930万人,三产从业人员的比例为34.5%,32.7%,32.8%,而当年三产所占国内生产产值比重分别为:第一产业占8.8%,第二产业占51.2%,第三产业占40.0%。也就是说,在第一产业中,占从业人员34.5%%的劳动力,只创造8.8%的产值,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说明浙江现阶段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还不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创造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到二、三产业实现了。
    2002年在2835万从业人员中,按城乡划分,在城镇就业的在岗职工344.9万人,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281万人,两者相加只有625.9万人,占22.08%。而在农村就业的有2209万人,占77.92%。各国通常的情况,从事农业劳动的在农村就业,从事二、三产业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在城镇就业。我省不同,在农业从业人员近1千万人之外,还有1200万人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也在农村。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农村人口不能随意向城镇迁移,所以每年新增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农村户口,就在农村就业。因为每个农户都承包有耕地,习惯上把他们看作是自然就业,农业上容不了,在乡镇企业劳动,但还在农村。所以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这同我省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化和城市化阶段,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的状况是很不相称的。
    与国际比,浙江的第三产业产值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尽管在逐年增长,但不仅低于1999年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21.6个百分点,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43%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世界差距也比较大(见下表)。

浙江与有关国家三产就业比例比较

 

一产从业人员比例(%)

二产从业人员比例(%)

三产从业人员比例(%)

年份

日本

5

32

63

1999年

韩国

12

27

61

1999年

巴西

23

20

57

1998年

浙江

34.5

32.7

32.8

2002年

    由于我省人口文化构成中大专以上人口偏少,因此在就业结构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尽管在呈增长态势,但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依然较低。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浙江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为155.31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26.80万人,10年间年均增长1.85%。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5.23%上升到2000年的5.83%,提高了0.60个百分点。这一比重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3个百分点,但是与沿海省市相比,不仅远远低于北京(17.29%)、上海(12.81%),也低于福建(6.33%)、广东(5.85%)。其中第一、二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下降,第一产业专业技术人员已由1990年的4.92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2.30万人,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由1990年的3.83%下降到2000年的1.48%。这对我省实施效益农业战略、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农业现代化是很不利的。
    4、贫富结构
    对于贫富差距拉大有好多种解释,比较典型的解释是用库兹涅斯曲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不平等有关。根据倒U型理论假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常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特别大。这种比较大的差距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时段大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五百到两千美元之间。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非农人口所占比重达60%~70%的时候,收入分配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收入差距将会呈逐步缩小的趋势。而目前我省的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非农人口所占比率已接近50%,收入差距应该是移到了倒U曲线的拐点,但我省无论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仍在呈现着不断扩大的趋势。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还没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近年来,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逐年上升,但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拉大。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9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元,两者相差833元;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6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6221元,两者的差额为3255元;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8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37元,后者比前者多40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8.7%,连一半都不到;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25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279元,前者是后者的45.8%;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9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二者相差6776元,前者仅为后者的42.16%(见表1)。2003年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又有去年上半年的3268元扩大到3635元。1995-1999年间,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的差距已从3.99扩大到4.69倍,全省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0.4。

1997年-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年份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纯收入

收入差距

倍数

1997年

7359

3684

3675

2.00

1998年

7837

3815

4022

2.05

1999年

8428

3948

4480

2.13

2000年

9279

4254

5025

2.18

2001年

10465

4582

5883

2.28

2002年

11716

4940

6776

2.37

    第二是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078扩大到1999年的0.3563。农村居民10%最低收入家庭和10%最高收入家庭的差距由1997年的8.17:1扩大到了2000年的10.5倍 。2001年我省农村居民间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吉尼系数为0.3417,2002年这一指数又扩大到0.3564。2003年上半年,全省有60%左右的农户人均现金收入的与农村家庭的平均水平,有40%左右的农户现金收入比去年下降。
    省农调队课题组一份研究报告对我省农村收入阶层的界定: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为贫困阶层;人均纯收入1500-3500元为温饱阶层;人均纯收入3500-5000元为总体小康阶层;人均纯收入5000-8000元为中等收入阶层;人均纯收入8000元以上为高收入阶层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2年浙江省农村各收入阶层占全省农村居民家庭的比重是:贫困阶层占6.4%,温饱阶层占30.7%,总体小康阶层占22.9%,中等收入阶层占25.8%,高收入阶层占14.2%。也就是说,我省农村居民到2002年末,当年收入低于1500元的还有230万人,当年收入在1500-3500元之间的有1124万人。即使按第五次人口普查所得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51.33%来测算,农村居民当年收收入属贫困层的还有153万人左右,属温饱层的有736万人。也就是说,无论用那种农村居民数据来测算,我省到2002年末,农村居民中还有1000万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温饱和温饱线以下,他们还没有跨进小康生活行列。
    贫困阶层最大的经济特征就是现金收不抵支。2002年,浙江农村贫困阶层的人均现金收入为1629.16元,而同期人均现金支出却有2216.02元,为了维持当年正常的生活支出,这些家庭有的靠借贷过日,有的需要亲戚朋友或政府救济,或者动用往年的积蓄。从收入来源来看,这一阶层的显著特点是对家庭经营的依赖性很大,2002年浙江农村贫困阶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8.3%,而工资性收入仅占19.6%。由于家庭入不敷出,造成其生活质量低下。温饱阶层的现金收支尽管已经基本平衡,但仍是拮据。2002年浙江农村温饱阶层的人均现金收入为2918.26元,而同期人均现金支出是2945.03元,还相差26.77元。
    第三是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也还没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居民收入受制于就业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居多,收入差别继续拉大,不在业者生活状况恶劣。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2197扩大到1999年0.245,2001年10%的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893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2%,与1999年相比下降0.9%。更值得关切的是,城市贫困人口完全不在扶贫计划和扶贫政策的照顾之内,以进城到工为主体的边缘型贫困群体也难以纳入城镇社会救助的范围。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差异也非常显著。2002年,我省10%的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9元,仅比上年增长3.2%,比平均收入增长率低9.6个百分点,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收入增长速度均没有达到平均增速,这两类家庭的人均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9.4%。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达到了22086元,增长幅度为13.2%,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15612元,扩大到18067元,收入差距倍数由2000年的5.01倍扩大到5.50倍。2003年上半年,全省城镇20%的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692元,比去年同期仅增长5.7%,比同期全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收入增幅的5.7个百分点,比20%的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增幅的7.9个百分点,高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由上年同期的4.7倍扩大到5.1倍。
    第四是社会弱势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省的弱势群体包括社会贫困群体、社会脆弱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尽管浙江经济在快速发展,贫困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因失业、下岗、收入减少而导致贫困的社会贫困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失业和下岗再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与往年比较新增就业机会有所减少,而劳动力供给却不断增加,居民的就业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到2003年6月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达28.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比上年同期增加0.3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主要在自然条件差的山区,交通不便,脱贫难度大;以农业为主业的家庭多处在收入的最底层。农村的贫困,属于绝对贫困,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靠自身很难脱贫。同时,随着农民分层体系的转型,传统农民阶层已成为一个弱势阶层,在农村社会中处于最低层,不仅自身收入低、生活差,而且各方面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将成了影响浙江农村社会稳定和制约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经济、身体和脑力等原因而形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有扩大趋势,如老年人、残疾人等,他们遭遇风险的机遇远远高于其他人,甚至可能受到多重风险的打击。浙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586万,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3、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还在延长。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市场机制的侵害。面对这些市场风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往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于这些风险,也没有能力对付发生的负面后果。与其他社会群体比较,“弱势群体”对于自己和子女的前途更缺乏安全感.
    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边缘群体正在形成。浙江是个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省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外来人口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据统计,截止2001年6月30日,浙江城镇登记暂住人口为574.6166万人,占总人数的23.2%,在这些人员中,以进城务工者居多,人数达422.6276万人,占全部暂住人口数的73.5%,(其中省内的占23.2%,跨省的占76.8%)。由于人口惯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仍然不会减少。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和功能性分隔。在这种情况下,进城农民工主要是填补城市“剩余”的就业岗位,又往往处于市场和社会的边缘地位,与他们所在城市居民比较,他们缺乏城市的社区生活,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是“局外人”,长期的社区封闭与隔绝,造成城市流动人口的“孤岛心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大城市形成的贫民窟和城市死角,都与这个群体的存在和他们的地位的制度安排有关。
    5、区域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继续得到调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65亿元,增长14.6%。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7.1:50.6:42.3调整为6.3:50.7:43.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0.7百分点。比上年增长12.4%,与浙东北相比,由于自然、地理等因素,浙西南的发展相对缓慢。如以衢州和杭州市为例,到2002年底,衢州市总人口为243.57万,杭州市人口为638万,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衢州为20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214元,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16570元/人)的49.57%。杭州为178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8万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达到3400美元。到2002年底,衢州的第一产业产值为37.59亿元,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8.8%,比浙江省的平均水平8.8%高出10.0%,杭州为6.3%,比衢州低12.5个百分点(见下表)。

衢州与浙江省和杭州市人均GDP动态比较


年 份

1980年

1991年

1995年

1997年

2002年

衢州/浙江

0.868

0.64

0.601

0.56

0.49

衢州/杭州

0.518

0.436

0.38

0.333

0.293

    从表中可以看出,衢州经济与全省及最发达的杭州市的差距呈现出遂年扩大的态势,作为相对概念的经济欠发达程度在加剧。

2002年衢州与浙江省及杭州市产业结构比较差距


地 区

衢 州

浙江省

杭 州

一次产业

18.8%

8.8%

6.3%

二次产业

45.5%

51.2%

50.7%

三次产业

35.8%

40.0%

43%

    从产业结构高度化这一层面看,第一产业比重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搞出杭州12.5个百分点;而二、三产业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7和4.2个百分点,低于杭州5.2和7.2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一层面看,工业结构加工度低。与工业化初期的要求不相符合,同时又游离于浙江省“轻、小、加”为主的工业结构之外,未能在这一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并获取相应的利益。这两个层面的的差距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结构不合理,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使结构高度化的转换进程迟缓,制约了经济增长。与全省产业结构变化相比,衢州市大约滞后了十年。
    城乡、贫富、区域发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差异不能太大,应有一个合理的度或临界阈值。如果超过该阈值,则可能造成社会结构的紊乱和不稳定,破坏和削弱区域的发展速度和基础。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上不去,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就难以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更难以实现。城乡和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弱势群体规模的扩大,影响了农村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导致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乏力,影响国家宏观政策效应的发挥,也影响了社会形势的稳定。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区域发展差距,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成为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解决浙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重点、难点的对策建议
    根据对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内涵的理解和对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有关重点难点的分析,我们以为,浙江要在全国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产品,优化完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城市乡村、环境生态和谐发展。这是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努力提前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要重点突破和解决问题。为提前实现两个率先,解决浙江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发展原则:
    1、坚持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的原则。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近几年来,我省日益重视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城乡统筹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快了社会发展速度。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对照社会经济、城市乡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发展的某些领域还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体制改革也还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的社会公共产品还很不丰富。要解决如农民的国民待遇、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区域失衡、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问题,既要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准备,又要有推行市场化方法,更要有加大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力度,因为这些问题大多涉及公共领域,市场手段也有失灵的可能,需要政府的魄力和远见。
    2、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应进一步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直至所有的经济社会政策都必须以此为根本的导向;以人为本,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种满足既要体现在发展的结果应让人民充分地享受,也要体现在发展过程中让人民的充分参与;以人为本,就是要注意在发展的进程中尽量减少人民的发展代价,防止代价主体与受益主体的分离。
    3、坚持社会公正的发展原则。市场经济是公正经济,市场经济的效率来源于市场机制所实现的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来源于形式权利公正下的公平竞争。社会公正应成为改革的旗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无竞争和转轨时期的无规则,都是缺乏公正的结果。应在取得新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公平分配,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
    4、坚持质量优先的发展原则。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发展是一个质量概念。像任何事物都有质与量的规定性一样,地区的社会发展也有质与量的规定性。地区社会发展的数量是指一个地区社会事业现状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地区社会发展质量则是指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否合理,社会管理是否高效,社会运行是否安全,社会分配是否公正。消费者要有商品质量意识,企业要有产品质量意识,各级领导也必须要有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意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以及人的发展质量应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依赖于居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法制的可靠有效。
    遵循这些发展原则,围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我们认为必须重视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全局“做大蛋糕”,使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的调整。
    浙江尽管经济相对发达,但仍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双重转型的变迁过程中,仍处在不合理、不均衡、不和谐的二元社会结构之中。特别是,我省工业化真正起步的时间还不长。由此造成目前国民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等诸多方面的明显不平衡。社会公平的根本前提是财富的极大丰富,否则就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公平观。“全面小康”是和“共同富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积极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努力加快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从而缩小成本和代价。社会转型持续的时间越长,体制转轨的速度越慢,社会所付出的代价越大。
    第二,努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可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因此,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应该放在解决下岗、失业等低收入、无收入人群的小康问题上面。换言之,社会公正原则的具体落实将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设。因此,基尼系数应该成为衡量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吉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是比较合理的,0.4到0.5是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是收入差距悬殊。考虑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正和相对公平是我国坚持的一项原则的基本国情,我们以为农村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应在0.35之内,城镇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在0.40之内,而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应控制在0.45之内。社会公平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始终受到政治和市场双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话,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了。
    而要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趋势,就是要发展经济,调整分配制度,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稳定器,在政治上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在经济上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在文化上则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费者和创造者。一个现代化的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一般在45%左右,美国已经达到70%,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35%。我国现在是18%左右。近年浙江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占全省农村居民家庭的比重在逐年增大,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别为16.0%、18.1%、20.9%、24.6%,2002年时达到了25.8%。平均每年增长1.96个百分点。按照人均纯收入5000-8000元的标准来衡量,浙江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群体目前已有945万左右的农民进入了中等阶层行列 。但与国际比较,这还是低水平的。今后10年浙江应努力争取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在2010年浙江的中收入人群就将达到40%左右。这就是达到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了。扩大中等收入人口,就要发展高等教育,就要提供制度保障,鼓励人们创业。上了大学自动就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了,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除了私营企业主外都是中等收入者。
    第三,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是农民自己。公共产品自身的特征决定了这种供应方式必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制约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要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政府必须调整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政策和资本投入力度。应为农民就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打破妨碍农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强化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应用知识的条件,扩大他们的发展机会,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
    应打破制度性障碍,给农民真正“国民待遇”。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导向,改变原有的支出政策,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合理配置资源,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政策对农业产业倾斜的导向作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条件。
    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名副其实的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通过提高现有农村地方税税率,把现行制度外具有税收性质的部分转化为制度内征收,其余部分在清理的基础上作为税收的附加一并征收,然后再按其用途返还。这样一来,既可以通过税收的权威性确保公共资源的筹集,也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乱收费的现象发生。农民在缴纳法定的税收后,有权拒绝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通过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强乡镇财政的统一性、透明性、和严肃性,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以此杜绝权力腐败行为。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强化社会审计监督作用,将公共资源的使用置于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积极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
    还可通过第三方力量的涌入,改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和途径,确立政府买单而非事事“亲力亲为”的角色,更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必定要注重吸收和发挥社会智力和其他资源,引入民营经济成分或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及个人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市场经济机制初步建立并日益完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经济对策。目前,我省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早已具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条件。让民营经济参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可缓解供需矛盾,增加社会供给,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可进一步减少财政在准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更重要、更迫切的领域,提高资金利用率,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加大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力度,推进建设科技、教育强省步伐,提高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质量。
    由于历史的及其他原因,浙江目前在科技教育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科技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高新技术产值占GDP比例不高,知识与技术的先进程度有结构性差距,知识与技术的转化资金不足、体制不顺、机制不灵、信息不畅,居民还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素养等,教育服务经济的功能不够强大,文明社会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区域间、城乡间基础教育水平差异明显拉大,新的政策环境变化将导致的投入不足局面难以扭转,教育自身发展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就业矛盾,各类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高等教育规模偏小,人才质量不高,教育投入不足,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浙江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们在即将到来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以及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前,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因此,加大科技教育投入与改革力度,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改善浙江的人口结构,已成为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应加强浙江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创新主体建设,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要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重点骨干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建立健全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研究开发机构,鼓励中小企业建立技术依托。积极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要充分发挥浙江优势,引导社会力量、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通过科研院所改制、原有中小企业改造提升、科技人员领办创办、购并校办院办企业等多种途径,走出一条转化、培育和壮大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新路子,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努力建设全国一流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要进一步完善园区规划,扩大面积规模,拓展发展空间;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特色。
    要努力贯彻“人人有享受教育权利”的基本原则,加强山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建设,加强城市流动人口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在投资政策上给予倾斜;扩大农村学校服务范围,形成规模办学。要把职业教育放在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要加快骨干职业学校和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要适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要把发展并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与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正确处理好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采取有效调控手段,保持恰当比例,促进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应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特别是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新平台上形成新的“精英教育”。
    第五,多途径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浙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一个深层次的难点。全面建设小康的受益者是全体居民,这意味着城乡人口要实现一种无差别小康,而无差别小康实现的前提就是释放束缚在土地上的过剩农业人口,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城市化建设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有序转移,把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
    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城市化的本质是乡村城市化。它包括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一个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逐渐增加;另一个是农村生产、生活质量的逐步城市化。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功能和设施的逐步完善,而且是城市的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泛渗透到农村的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化至少包含这样四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产业的非农化;二是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化;三是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高能化及生活环境的优质化;四是城市文明的水准化。通常对城市化水平的度量指标也有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种。单一指标指的是以居住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复合指标一般综合考虑了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等方面的指标。
    虽然浙江这几年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但城市的结构体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较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还不高。以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推动为主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使浙江的城市布局比较分散,大中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大中城市所占数量仅为28.6%,不仅远低于广东63%、山东58.3%、黑龙江58.1%、江苏56.8%和辽宁54.8%,也大大低于全国45.3%的平均水平。全省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仅1个,50-100万的2个,20-50万的也仅6个。竞争力不强,与浙江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适应。
    因此,调整城乡社会结构,加快户籍等制度的改革,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这是目前经济发展所提出来的要求,是我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根据现代化的要求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系数要求,我省在未来几年里,城市化水平每年应提高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省每年应有50万左右农民转为市民。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构想,那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应该预测到这个潮流,应该适应这个趋势,因势利导,做好多方面的工作,作很多物质上、组织上的准备,调整社会结构,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就应解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政策限制,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集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已成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象征,维持着城乡封闭的格局和城乡差别。因此,对先行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体制进行改革,改变现行的居民管理模式,从户籍管理向常住人口管理转化。要加大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现代化水平,增强集聚和辐射能力,充分发挥大城市在推动城市化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区位条件优越、综合实力强的地级市和经济强市,要加快要素集聚,适当扩大规模,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合理、功能完备的中等城市,有的可以培育成为大城市,发挥其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村镇建设,加强规划。要择优培育小城市、县的城关镇和一批经济实力强、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心镇,要重点进行培育,扩大规模,增强集聚功能,逐步培育成为小城市。
    第六,从宏观层面构筑社会安全网,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使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将获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加大社会保护力度,社会保护的主要对象是当前在向市场过渡过程中处于不利和弱势状态的人们、社会群体,包括失业者、贫困人口、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等。在当前浙江社会转型时期,扩大就业、消除贫困、合理安置流动人口显得尤为突出,同时还要关注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和其他社会边缘群体。因此,社会保护在外延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保护的内容。
    但是,到目前为止,社会保护还仅仅集中在以政府和市场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层次上。我们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由以政府和市场运作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的社会保险和政府的社会救济,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构成。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依然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是当前社会保护的核心问题。从总体来看,浙江省的社会保障还处于发展时期,许多保障只针对城镇在职职工,许多个体户、私营企业员工往往成为被社会保障遗忘的角落,农村居民更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护体系很不健全。尽管浙江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包含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平均为每月180元,农村村民为95元,如果只依靠这些补助,是很难生活的。  
    社会福利也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居民急剧增长的对社会福利服务的需求与现有的福利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据测算,浙江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只能满足5%的社会需求。以老龄人口为例,在浙江进入老龄化,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家庭小型化与“空巢家庭”的日益增多,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化的养老需求迅速增长。此外,目前社会福利事业也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孤幼儿童的需求,残疾人及孤残儿童的社会福利事业也需要加快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省目前还不可能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全包下来,但是从以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转变,正是强化政府职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体现。因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逐步推进农业保险,在目前是必要和可能的。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的产物。一般采取开辟新税源,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的问题 。我省应调整投资方向和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重点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初级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养老,救灾等社会保障等,使其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和发展的网络体系;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逐步将农村居民纳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逐步推进并充分发挥家庭保障在近期农村居民生活中的主体保障作用;在家庭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强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险性质。只有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建立统一的覆盖全民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七,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
    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某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赶超行为,它是与渐进式发展方式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特殊发展方式。在当前情况下,它特指经济欠发达地区充分利用新时期经济所提供的特定环境,学习与借鉴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成功经验,对本区域的自然环境、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区位优势等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通过制度、科技、产业、组织、管理、政府职能、人力资本、发展路径等的全方位创新,使本地区在发展速度、发展模式、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实现超常规发展。浙西南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实际,分析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确定一个切合实际有效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努力提高制度创新能力,大力培育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浙西南欠发达地区要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加快产权、财税、金融、土地、人事方面的制度创新,加快引导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工业园区和城市化建设;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简化审批项目与程序,发展资本市场,建立起多元的投资体系,促进民营经济超常规发展;深化农业、农村制度改革,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组织改革和创新;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和保障其它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与发达地区相比,浙西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尤其是上规模、上档次和富有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数量稀少。因此,欠发达地区要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思维观念创新,克服“农耕文化”的小农意识,大胆创新,勇于开拓,在民间形成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

1 此表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参见万斌、杨建华主编《浙江蓝皮书2003年浙江发展报告》的36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2 根据《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蓝皮书》有关资料制表。
3 参见杨建华、葛立成主编《浙江蓝皮书:“九五”浙江发展报告》,第2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参见浙江省农调队课题组《提高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研究》,未刊稿。
5 参见浙江省农调队课题组提高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研究》,未刊稿。
6 刘洪云,浅析当前我国城乡差别的几个问题,天津农学院学报,2002第9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