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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建构和谐社会的一条路径

杨 建 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

    社会和谐是一种理想,一个目标,但社会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从某种角度说,社会和谐是一个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又能够理性对待并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这种理性对待与妥善化解的一项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社会建设,通过社会建设,以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
    社会建设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路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建设就是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广义的社会建设是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狭义的社会建设则指以何种方式发展和稳定社会,以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解决所面临主要社会问题。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作为构建社会和谐一条路径的社会建设,在目前主要有三项基本内容:社会关系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机制建设。
    一、社会关系建设
    社会关系建设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国家与市场等关系.中国改革的过程实际也是一个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单一承担了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计划经济那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来参与社会的管理,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资源来帮助政府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的社会组织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和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
    在社会关系建设中,当前有一个很重很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社会资本建设。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和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是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是一种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
    社会资本有微观和宏观层次。微观社会资本指个人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等的途径。社会资本是建立于社会网络结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络结构越大,或者该社会网络结构所能调动的资源越多,社会资本的量就越大。农民工在城市所建立的新的社会联系愈多,他们融入所在城市社会的程度就愈高。大量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业缘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
    农民工当中的不满意度和失范行为取向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那些不满意度高和失范取向强的农民工,其社会联系的范围似乎小些,尤其是和他们的那些初级社会关系的联系不多,并逐渐地形成一种较明显的社会支持网断裂状况。反之,那些不满意度低和失范行为取向弱的农民工,其社会联系的范围更广些,强关系和弱关系也在形成一种较合理的差序格局。网络的存在,可以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安全需要。因此,它可能也是一种稳定的因素。从政府来讲,对这样一种社会资本网络它应该是支持的、甚至于应该利用的,把它发展的更健全。如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采用聘请流出地民警到店口镇来协助管理农民工就是这种微观社会资本在生活中运用。
    因此,要努力扩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政府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提供公共制制度。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一种职能。政府应加强对城市农民工的组织管理,在这方面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帮助农民工组织自己的工会,将他们从原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社会组织中来,使他们的利益表达纳入政府的制度化轨道。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可以帮助农民工解决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交往等方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打击各种侵犯农民工利益的行为,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社会则应确立农民工公民权和保护劳权意识,为他们融入城市提供社会支持网络,满足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关注农民工精神社区的涵养和培育,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开拓社会交往的圈子,学会与城市里的陌生人打交道,在交往过程中加深相互的理解,加深相互的感情,进而达到不断地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目的。
    宏观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国家社会资本,包括国家非制度性权威(感召力和影响力)和社会信任系统。国家社会资本是一种广大范围内的共享物和规范、建构社会不可缺少的资源,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它有利于国家权威和利益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非制度性权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它由人们自发授予,可使人们信从的一种感召力和影响力,体现为执政党和政府在不使用行政权力的条件下开展联系、团结和引导群众的能力。在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子系统发展并不平衡,旧的伦理人情权威和新的法律契约在交叉发挥作用,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显得很有必要。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要求支配方在与服从方的互动中将其权威置于本身的人格与能力之中而不是置于制度性权力之中。这无疑对加强他们的控制性影响、提高国家社会资本有好处。非制度性权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逐步走向多元,现代社会的人们受现代文化的熏陶具有很强的独立、民主和平等意识。光依靠法理权威并不能使整个社会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
    当前,我国社会分化速度加快。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分化度越高,人们的相互依存度也就越高。在一个社会中角色、功能、职业、特殊兴趣、生活风格和品位的分化和特殊化达到很高的程度,也就比任何时候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有机团结”。但是,劳动分工增进了财富,也增加了他人不履行职责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为应付风险社会出现的这种弱点,需要扩大信任的储备。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培育民众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是中国民众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要层面,信任是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提高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载体。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体素质,还取决于连接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个人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社会资本雄厚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社会资本薄弱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则会受到相应的阻碍。社会资本的有无、多少已经成为一国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社会关系包括社会资本的建设,以建立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个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环境,更是全社会和谐的基本单元。在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双重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有多种社会整合形式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整合,以理性、合法的方式,满足他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利益主体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正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的发生发展,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参与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帮助政府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实现社会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同时,社会组织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社会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使得社会安定有序。当前,社会组织建设重点是城市社区、农村新社区及民间组织建设。
    1.城市社区建设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区也可说是一个地域性的社会组织。目前我国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引发了家庭保障功能和邻里互助作用的不断削弱,造成了老年人问题、残疾人问题、精神健康问题、妇女儿童问题、青少年问题、犯罪预防问题、紧急救助问题、下岗失业问题等等。我国正面临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生活出现的各类问题,面临着社会需求与国家承受能力相矛盾的局面。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除了社会中介组织和专业服务实体承接一部分之外,大量的需要城市基层社区来承接。包括一些新增加的功能,也要在社区运作,推进社区社会发展的大量事务要在社区中落实。这样,来自基层的需求与来自宏观层次的需求汇合,促使社区建设得到快速发展。
    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的微观化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愈益市场化和多样化的社会里,社区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和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愈益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和舞台。从社会实践及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工作已由过去单纯的社会救济发展到今天的社区建设,由过去的单纯社会整合到今天的促进社会变迁;,由过去的民间行为到今天的政府指导下的居民共同行为。总而言之,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项核心内容,以社区为基点的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综合发展,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内涵。
    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人们对社区建设的认识不到位,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治安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使其不断增强社区的归属感、亲和感和凝聚力。通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和各种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们以各种社会支持,同时释放现代社会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
    2.农村新社会区建设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我国农村新社区建设存在更多的问题。尽管我们注意到农村新社区的建设,并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总体来说,这些建设还大都停留在阶段性、任务性、景观性上,还没有完全融入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还没有像抓城市社区建设那样花大力气抓农村社区建设,还没有像城市社区建设那样普遍将农村社区建设也纳入当地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还没有像城市社区建设那样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理念、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及建设方法。因此,许多农村社区还存在着环境卫生差、公共设施薄弱、文化生活贫乏、居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矛盾不能及时化解、社会认同度不高等影响社会凝聚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社会发展重要议事日程,社区的本质就是给每个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和社会归属,在这里充分发挥个人的社会性。在社区中,人们有着亲密的交往,有着情感和认同的归属,有着参与社会的感受。应尽快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各市县的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出适应农村发展的村落社区建设规划,形成农村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建设农村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应随着农村新社区建设,农村社区成员收入不断增长,社区生活质量普遍达到小康,社区文化的现代性明显提高,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社区生态环境良好,社区基础设施齐全,社区内部设施配套、对外交通与联系便捷社区组织体系健全,社区组织功能发挥良好,社区民主政治制度健全,社区成员普遍享有民主权利。
    农村社区建设不仅仅是社区环境、社区设施等硬件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社区软环境的建设,即培育社区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归属感。要紧紧围绕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目标,在农村社区逐步建设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等,使居民群众的文化、卫生、娱乐、体育、健身等项需求,能够在村落社区内基本得到满足。通过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体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需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农村社区加速变迁的趋势,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把传统农村社区改造建设成为现代农村社区,促进城市现代文明全面向农村辐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和谐社会。
    3.民间组织建设
    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政府正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逐步把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交给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发展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民间组织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在此,民间组织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减少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民间组织代表的是积极的公民精神,强调公民应主动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者的活动,对社会要肩负起码的道德责任并自助、互助和助他。这种正面的价值观将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
    民间组织在解决劳资关系失衡和维护农民基本权益中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城乡改革不同步,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尤其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占已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因为农民土地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未来几年,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农民组织成为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主体,提高农民及农民组织在土地交易中的谈判地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简单地退出,也不能采取传统方法,强化对农民组织的行政控制,而是要在政府自身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地支持、规范和引导农民组织的发展。只有观念转变、体制转型,政府才能主动支持农民组织建设,形成与农民组织平等对话的协商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在我国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由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如果这个利益诉求得不到基本满足,农村社会暂时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局部地区甚至会产生某些过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从广大农民利益出发,主动与农民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依靠农民组织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
    目前外来劳工工资待遇畸差,尽管与市场均衡不能说毫无关系,但主要并不是市场均衡现象。外来劳工完全是一盘散沙,没有一点工资谈判的的余地。这绝非劳动“过度供给”所能解释。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保护方面之所以为弱势,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少组织,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非政府组织欠发达造成的。政府应加强对城市农民工的组织管理,大力向他们提供政府支持。在这方面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帮助农民工组织自己的工会,将他们从原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社会组织中来,使他们的利益表达纳入政府的制度化轨道。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可以帮助农民工解决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交往等方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打击各种侵犯农民工利益的行为,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因此,应支持和鼓励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前提下自组织起来,通过自组织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实现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比如农民自办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合作社,社区自办的各种社团等等,在经济自组织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民众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此建构社会和谐所需求的民众自治网络。
    三、社会机制建设
    社会运行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和基本内涵。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加强社会协调机制建设,这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社会救助机制建和社会安全机制。
    1.利益表达机制
    随着社会分化,我们的社会已形成不同的群体利益。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正当和非正当之分,它们都是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也将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正是通过不同利益的表达、竞争甚至冲突,才能形成大致均衡的利益格局。由此提出的对社会的挑战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作用之一,就是使利益表达的行为正常化、常规化,并防止极端的和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严重消极后果的冲突形式的发生。
    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利益表达的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使得一些利益冲突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而在一个对利益表达作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类似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各社会阶层提供顺畅的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强与各个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交流,增强与群众沟通的能力,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以及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专家委员会与社会组织三者共同作用的公众参与模式。
    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的最终目的,在于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建立健全利益冲突化解机制,不断提高化解利益冲突的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应当尽快建立健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不同的渠道满足各种利益主体解决利益纠纷的多层次需求。
    2.社会救助机制
    尽快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系统,完善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内部是有层次的,底线公平是基础的层次,是由政府来负责的。其他制度可以置于底线公平的基础之上,通过社会、个人采取市场机制来实现“底线公平”。这一制度基本内容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大病医疗救助、公共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同时,从现阶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内容及保障效果出发,面向城乡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它所解决的只是根据当地消费水平确定的最低营养需求问题,而事实上,相当多的贫困人口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因此,我们认为,应当以政府财政为后盾,以现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在全省城乡构建一个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公共房屋、疾病医疗救助及其他相关救助措施在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
    针对城镇贫困人口居住条件恶劣的现实,在继续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并引导居民购房的同时,政府应当建设公共房屋,帮助贫困居民改善其居住条件。目前部分城市推出的廉租房政策应当作为全省性的公共房屋政策出台,并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贫困人口疾病医疗救助制度。贫困人口的疾病医疗是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疾病不仅使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乃至陷入绝望境地,而且容易使一般城乡居民陷入贫困之中。因此,建立一个面向贫困人口的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既是缓解其生活压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社会发展进步与社会公平的基本内容。针对遭遇天灾人祸的贫困人口,还有必要建立紧急救助机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和上述政策措施,即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最低保障网。
    以社会政策推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是一重要途径。社会政策是政府对困难群体进行制度化支持的措施,单纯靠经济政策并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成功地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社会政策,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与经济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团结而实施的政策,强调保护困难群体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使其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具体而言,社会政策一般包括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等等。加大社会政策建设力度,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社会救助机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慈善体系建构。慈善事业被经济学家誉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太健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中国,慈善事业肩负了更多的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在的慈善事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事业水平还比较低,缺乏相应的慈善文化。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慈善捐赠80%来自民间相比,中国慈善业的捐赠只有10%来自普通百姓。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应当对慈善事业进行合理定位,将其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道德文明建设、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事业来发展。可适当改革在慈善组织建构和慈善捐赠方面不尽合理的政策及税收制度,制订相应的财税政策如制订遗产税法和社会捐献方面的免税规则,对个人所得税严格执行累进税率制,促使高收入阶层尤其是先富阶层关心并热心慈善事业。
    3.社会安全机制
    加强社会安全机制建设。首先是社会控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加大执行力度。用法律惩治越轨和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完善社会行为的规范。加强宏观协调,注意各项管理措施的综合配套。运用非强制性的手段,如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使社会成员在内化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社会规范,约束和检点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从而预防越轨行为的出现。
    社会控制虽然重要,但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整合对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整合即是各种功能不同、性质不同的社会构成要素和单位在不同纽带联结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在整体中根据社会共同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造就社会整体功能,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社会整合是针对社会分化而产生的众多异质性因素超越了原有的社会规范而提出来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社会整合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容和动力。
    建立早期预警机制。社会风险、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过程性与征兆性。这种征兆其实就是警情、警兆。从对社会发展现状、走势的分析与预测中,如何形成一整套认识与处理偶然、突发事件的方案,以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顺利转型的矛盾和事件扼制在萌芽状态?实质上就是迫切需要建构一整套社会预警机制。首先,是社会运行的监测机制,通过监测及时发现警情的征兆,准确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第二,是警报机制,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出现警情征兆时,立即向政府或公众发出警报;第三,是快速反应机制,即及时采取措施,以消除警源,抑制警情。
    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和谐,重要的还需进行社会创新,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创造一个让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罗斯《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5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2000年。
福山《大分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华书局2005年。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