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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

 

调结构社会学思考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教授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更加重视经济结构调整。这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调结构已提出多年,但调结构中我们习惯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简单地认为调结构即调整经济自身的一些结构,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资本结构,然从目前进展看,仅仅依靠这些结构的调整并未能取得明显成效,大量投资仍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钢铁、煤炭和有色金属等上游产业创造GDP规模快的领域,依赖出口,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消费水平不均衡,通货膨胀隐忧显现。这就提醒我们,如何调结构可能还需要从其他视角来观察分析。实际上调结构需要从社会要素来考量,需要同时调整社会结构,在调结构过程中,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同等重要,社会结构必须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调结构除了从经济结构本身来加以突破外,还需要依靠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来解决。

一、依靠调整社会结构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社会结构是指在社会地位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化或模式化关系。社会结构由城乡结构、阶层结构、贫富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智力结构、保障结构等组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的状况直接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状况,既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构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原因。社会结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过程。

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结构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这样或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除了市场的和政府的力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力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善激活了微观经济主体,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合理的社会结构体现在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各社会要素布局合理、发展均衡,合理的社会结构还体现在城市不同居民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贫富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协调发展。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内需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好像单纯依靠调整经济结构是无法解决的,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尤其是不平衡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和分配结构。像浙江这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城市化仍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还没完全打破。城乡间在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社会制度中“城市偏向”问题还十分突出,如经济体制方面,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银行信贷在农村的“存贷差”(存得多、贷得少)、非农用地征用与出让的“级差”(征用补偿费每亩只有510万元,而出让时至少有100万元)等这些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以农养城”的机制尚未得到改变,有些还有所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严重滞后,大量进城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实际并未真正市民化。以户籍身份为标志的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城市和本地户籍的人在就业、住房、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受到一系列歧视性待遇。流动人口收入明显偏低。他们普遍缺乏话语权,与企业主没有平等的工资协商权,因而他们的正当合法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

启动消费需求的根本在于增加居民收入,但目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几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更多集中于政府和企业,中国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也是政府和企业推动的。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测算, 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同时,企业劳动者收入偏低,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太低。如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作了9次调整,但是仍然达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而且缺乏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收入差距的“倒U形曲线”拐点至今仍未出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基尼系数仍在扩大。2008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45倍,与2005年相比,有明显扩大。2008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3100.3614。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从单位得到的各种实物收入、享受的住房公积金,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初步测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超过了2.6倍。基尼系数如果城乡居民一起计算,浙江全省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超过了0.40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城乡居民内部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差距倍数也在扩大。高收入阶层在全部收入中获得了更多的份额,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则不断下降。2008年,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收入为19818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收入为2766元,两者收入之比为7.16∶1,比2007年的7.02∶1又有所上升,贫富差距已进入差距偏大行列。

这种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均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困难,迫切要求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城乡结构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继续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的比例,即劳动报酬收入,让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把“藏富于国”改为“藏富于民”。

二、依靠改善民生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增长看成发展的目的。为了达到既定的增长目标,我们总是尽可能地把资金用于投资方面,在投资与消费的投入上对消费和民生的倾斜很少,导致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之中比例不断下降,即使讲民生与消费,也往往总是把它和投资、出口放在一起,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而已。因此,我国尽管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仍相对短缺,社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保障地区间差异较大,覆盖面还不广,财政投入不足,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距较大,教育不公平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很严重,医药卫生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认识不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缺乏制度保障。这些民生问题的存在都对居民收入预期及增加消费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制约消费的增长。

因此,只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老百姓又了稳定的就业、健全的保障,才能够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也才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保障与改善民生是增强消费、保证中国经济求得长远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解决的深层次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保障与改善民生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可以促使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科学、合理。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统筹起来考虑,所找到的方式、方法才会综合效应最佳,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再也不能为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发展经济了,而应该为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发展经济。要真正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最终目的,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把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紧密结合起来。适应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发展的新要求,认真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发展教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效促进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这样可能使经济发展找到一条兼具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效益的有效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发展经济也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仍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

三、依靠深化体制改革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至今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国有体制改革仍未完成,行业垄断还没有解除。资源价格、定价制度还不合理,条块分割和用计划经济手段管市场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还在沿用。除了经济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外,还有就是社会体制改革也远未到位。我们上面谈到的民生问题,也是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凸显,主要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目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服务体制尚未根本打破,新的公共服务体制仍在重构当中。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既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反映了再分配体制的缺陷。

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建设,调整社会结构的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也是现代化的载体。现在是到了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了。让更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变成城市人,不仅有利于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同时把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口,探索建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娱乐、公共安全、公共基础教育等都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公共服务,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来说特别迫切和特别需要。搞好这些公共服务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关注民生,也有效地改善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状况。居民收入的增长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不仅没有让社会民众完全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住房、教育等又彻底市场化的背景形势下,居民的消费能力难以和社会产能释放的能量相适应,结果各类企业通过出口方式来消化自己的产品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在保障与改善民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还要下决心改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我们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仍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主导,其过程是部门利益博弈,政策制定的周期很长,成本很高。所以,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关注民生问题的制度建设并注意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要给民众充分表达的权力,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声音。没有一个利益均衡表达机制,民生问题解决不了。民生问题与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机制、博弈等直接相关。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如果弱势群体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受损后又找不到正常的表达形式,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居民只有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他们才有可能把原本安排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转移一部分用于其它方面,他们的实际消费能力才会得到提高。目前,我国财政还没有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财政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投入严重不足,而用于生产建设方面的资金比重却明显偏高,一旦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那么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也就随之大幅上升,这样就必然导致产能的快速扩张。因此,以社会体制改革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很重要的就是需要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当前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为老百姓的支出即社会支出占的比较太低,需要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来保证民生财政投入。解决民生问题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效益不会立即增加,短期不会出政绩。如果没有制度化、法制化来保证,很难连续和持久地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首先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要为百姓的谋生给出路,要少取,多予。解决百姓谋生之道是解决民生之本,也是国家利益所在。只要放手让人民群众自己创业,就会实现生产力进一步的大解放。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使得财政确实承担起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确立“民生”优先目标。要使财政在收入分配方面,对人民生活最迫切、最需要方面投入倾斜,过半的财政收入应用于解决有关民生的支出,并逐步提高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提高财政公共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