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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重 富民强省(一)

——浙江改革开放30年社会建设评估
杨 建 华

    一、民生为重: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
    民生为重是社会建设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社会建设的内涵就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社会发展主要就是指发展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为人民而发展,而不是为生物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发展而发展;是为人民而发展,而不是为部分人需求和精英需求的发展而发展。而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正是发展的根本理念与最高目标的最直接而具体的体现。民生为重凸显了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特征,即人民性、普惠性和公正性。
    (一)民生为重凸现了社会发展的人民性、普惠性、公正性
    1.民生为重凸显了发展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人民性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的生计、福利及权利得到不断的改善与增进。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民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者,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最终为之服务的目标和对象。因此,改善民生增进民利保障民权,尽最大限度减少人民分担发展、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参与发展的整个过程,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分享发展的资源和成果,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如就业需求、安全需求、教育需求、保障需求、文化消费需求、人的尊严需求等,以最大程度地体现人文关怀和发展的人本性。这正是改善民生、增进民利、保障民权的坚实基础,是发展的人民性的最好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内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是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以改善和保障民生,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安康祥和社会。按照十七大报告所说,社会建设有六大方面内容,即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强社会管理。这是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改善民生是发展的人民性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民生包含着人民的生计、人民的福利和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生计有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人民的福利包含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及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享受,民权则是公民权利、也就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权利,主要有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晋升权、迁徙权、名誉权、教育权、娱乐权、被瞻养权、以及平等的性别权等。改善民生、增进民利、保障民权,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努力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就是要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真心实意地为民办实事,及时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要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人民的愿望,增进人民的福利,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权利。这才能真正体现出发展的人民性。
    其次,人民性也意味着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参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人民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获得发展;人民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民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民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者,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最终为之服务的目标和对象,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发展。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参与发展的整个过程,让人民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比如目前存在劳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劳权问题。我们不仅要保护产权,保护经营权,也需要或者说更需要保护劳权。如果忽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忽视劳动者的话,整个社会是不稳定的。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劳动者处于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劳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突出的一种社会经济问题。这种表现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劳动者实际上处于一种权利的空白阶段。这就需要加强劳权保护,使劳动者在企业及社会发展上有参与权、利益诉求权及保障权。因此,在改革政策制定上,必须要考虑广大劳动者阶层的利益。
    发展不仅是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的中心责任。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社会发展应当列入政府的最优先事项。应该在以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这一理念导引下,努力使还不宽裕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沉重的人口压力逐渐减轻,比较严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形势逐步缓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趋于减小;努力使文化关系不断生成和改善,文化成果持续丰富和增多,人与自然关系日渐优化与协调,生态环境对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能得到良好、持续地满足,人的思想活动空间不断拓展、人的文明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2.民生为重凸现了发展的普惠性
    普惠性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理念。所谓普惠性,首先就意味着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分享发展的资源和成果。政府与社会需要努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这包括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获得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政治、精神文化生活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优美生态环境和个性自由方面更为充分的满足,等等。这也是指政府的职能转变,从原来的管理、统制转为服务和提供公共产品上来,实施有效的公共供给战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分享社会发展的资源与成果,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要求,也是为努力去改善民生、增进民利、保障民权提供了一个导向,竖起了一个目标,即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幸福,让全体人民获得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其次,就是强调社会发展成果享受的全覆盖性。改革以前强调的是单位性而不是社会性和普惠性。那时候的体制是单位制,单位制时期,从来没有建设过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公共政策体系,都是由各个单位自己解决的。那时侯都是“各家的孩子各家抱”,由各个单位自己解决自己职工的问题。比如,过去医疗报销都是各单位只管自己的职工,各单位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社会性、普惠性,而是单位性质。各个单位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所以那个时候的普惠性体现在单位性的普惠,直到今天,像城乡的户籍制度,仍在深深影响着不同群体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享受。
    第三,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阶层分化了,产生了比较多的不同利益群体。同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以及公平与效率、经济与社会发展、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发展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现象。怎样实现城乡、区域、阶层、贫富之间均衡发展?怎样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怎样实现社会总体最优,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意大利的社会学家帕累托曾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化”,或叫“帕累托改进”。帕雷托最优化是说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化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均衡地推进城市与乡村、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消除贫困,防止两极分化。
    这种发展的均衡性就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上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产品具有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在当前也就是需要打破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体制,继续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构坚实的基础。取消地域、身份、户籍、行业等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限制,做到“同城同待遇”,取消对劳动力流动和城市企业雇用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规定,建立公平有序竞争的就业机制,提供农民工公民权的制度安排,使人人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3.民生为重凸现了发展的公正性
    公正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民生建设的六大方面,最终目标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意味着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结果平等。社会公正观念源远流长,无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社会公正是一项社会最基础层面的道德,是一种贯通中西的最基本的普适的永恒价值。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公正、社会公平为自己的旗帜的,宽容与自由,民主与参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不愉快多数的特别关怀,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标志着人类进步的里程碑的内容,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环境恶化、经济两极分化的条件下,更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组织来实现这些要求。
    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分享发展的资源与成果,就需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的现象主要有:发展的起点不公正,发展的机会不公正,发展所承担的风险不公正,发展的代价主体与获益主体的分离。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化、失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公平性都还不高,社会公正的规范体系还不健全。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发展的本质都是不相符合的。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像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在小范围内体现社会公正,而必须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正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得到兑现。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本质内容,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和追求。政府应该把保持社会公平作为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尽最大限度减少人民分担的发展、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应该加大对劳动者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比如社会保障等。
    (二)民生为重是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条红线
    社会发展,是人类理想实现的一个过程,是各个国家立足于现状、实行社会变迁的高度自觉,是多领域、多重目标的综合体系,它的最终指向是国民的生活质量。发展的最高尺度就是发展的人民性。关注、重视和努力改善民生始终是浙江社会发展的一条红线。
    1.1978—1990:百姓生活初步改善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首史诗般的伟大事件,而这首史诗的根本出发点和意图就是缓解百姓的苦难,让老百姓过上真正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就像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同志所说,“改革开放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老百姓的苦难里逼出来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我们必须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所以,尽快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让老百姓过上温饱的生活,就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民生建设的重中之重。
    经过十年的奋斗发展,到1990年,浙江已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977元,人均国民收入1779元,分别居全国的第6位和第5位。我们将浙江省1990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和全国社会发展的平均值及最高值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1990年浙江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与全国比较

社会指标

全国平均值

全国最高值

浙江数据

第三产业劳动者比重(%)
脑力劳动者比重(%)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享受社会保障人口比重(%)
人口自然增长率(逆指标)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
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技人员
每万人口拥有医生数
人均国民收入
工业企业资金税率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每一农业劳动者生产粮食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生活用电量(千瓦/小时)
每万人拥有电话机
每一职工社会保险费(包括离退休金)
工业废水处理率
每万人口有警察数*
每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

18.6%
8.8%
26.2%
29.0%
14.4‰
32.6%
1045人
15.6人
1271元
12.2元
72.9%
170元
1357公斤
1387元
630元
42.5
111部
617元
32.2%
7.1人
4.4人

42.3%
29.9%
73.1%
73.0%
3.7‰
58.5%
1500人
47.1人
4568元
31.6元
97.9%
1313元
5084公斤
2050元
1665元
106.9
775部
1043元
47.8%
31.1人
3.1人

18.7%
8.0%
32.8%
20.9%
9.0‰
31.6%
1106人
14.3人
1779元
15.97元
77.7%
234元
1186.8公斤
1769元
1099.04元
63.0
166部
699元
26.3%
5.7人
7.4人

(注:有*符号者均为1989年统计数)
    到1990年,我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居住面积、每百户居民彩电拥有量、每万人拥有电话机、每万人拥有商业网点等指标均居全国中上水平。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我省为1769元,居全国第5位,农民人均收入我省为1045元,居全国第4位,每万人拥有电话机我省为166部,居全国第7位。
    “六五”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26倍(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增长17.7%。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1980年的第八位上升到第四位。1985年末,全省已有7.4%的农户进入小康型层次(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上),43.3%的农户进入宽裕型(人均纯收入500—1000元),属于温饱型的占46.2%(人均纯收入200-500元),处于贫困型的则由1980年的46.7%下降到3.1%(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广大农民长期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半数以上的农户生活宽裕,并开始逐步向小康型过渡。城镇居民由于工资提高和家庭就业面扩大,人均生活费收入五年增长53.7%,平均每年增长9%。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以每百户城镇居民1985年拥有耐用消费品为例:自行车169.5辆,比1980年3月末(下同)增长66.5%;缝纫机79.2架,增长44.3%;电风扇138.2台,增加3倍;黑白电视机72.9架,增加3.9倍,录音机36.5架,增加25倍;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从无到有,到1985年未分别拥有24.2台、16.9台和12.4台。
    “七五”时期,城乡居民生活进一步得到较大改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86年突破1000元,1990年达到1769.16元,比1985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16.1%,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4%;农民人均纯收入1989年突破1000元,1990年达到1099.04元,比1985年增长90.5%,年均增长13.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5.2%。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迅速增长。1990年末,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120.68台(其中彩色电视机62.09台)、电冰箱77.07台、收录机74.22台、中高档乐器具10.48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57.85台(其中彩色电视机8.78台)、电冰箱5.93台、收录机20.85台。城乡居住条件继续得到改善,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0.21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29.26平方米,分别比1985年增长21.8%和32.6%。城乡储蓄大幅度增加,1990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06.75亿元,比1985年末增长3.5倍
    2.1990—1998:总体小康提前实现
    小康,一个极其古老而又特别崭新的概念,一个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生活常用名词,一个表示平民百姓生活殷实、安然富足的话语。从狭义理解,它指的是一种生活状态或生活水平,即“富有仍嫌不足,但温饱已经有余”。但从广义理解,小康又可指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模式,除经济生活之外,它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小康涵义类似于国际上通用的生活质量的涵义,一般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物质生活状况,主要内容为食品、衣着、住房、交通等物质条件;二是生活环境状况,主要指空气是否清新、交通是否拥挤以及水质和绿化状况;三是社会环境状况,主要内容是社会秩序与安全感、社会道德风尚等状况。
    20年的改革开放给浙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浙江已由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规模中等的省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浙江社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逐步加快,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居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从1978年到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23.72亿元增至4600亿元,年均增长13.6%,经济总量从原来全国第12位跃居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75元增至10374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GDP增至1250美元,由原来的全国第14位上升到第4位,年均增长13.6%,比全国同期高出3.8个百分点。浙江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和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布的1995年各国收入水平分类标准,人均GDP达766—3035美元为中下收入国家和地区,浙江已经跨进这个行列。与此相对应,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2.43‰下降到4.93‰,下降了7.41个千分点,大约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国1997年平均为10.06‰),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为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改革开发20年,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的广大城乡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升。我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从1978年的304元提高到1997年的66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65元增至1997年的3684.22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实现小康,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特定目标指向。它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消费结构、居住条件、文化生活、健康水平、社会服务设施、社会福利、劳动环境以及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内容。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小康标准的5个方面14个指标 进行考核,浙江1997年城镇小康综合得分在93分以上。在14个指标中,全省已有11项指标完全达到小康标准。这些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居住面积、住房成套率、人均实际收入、人均日摄入热量、人均日摄入蛋白质、人均日摄入脂肪、平均预期寿命、中学入学率、每周工作日、人均园林绿地面积。这些说明我省城镇居民已提前进入小康生活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国农村小康标准,结合我省实际,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我省农村奔小康、建设新农村的标准(省定小康标准高于全国要求)。1995—1997年,按省定标准连年对全省各县(市、区)进行了考核,共有60个县(市、区)跨入小康县行列,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70%。另外,省统计局按照省定小康标准,根据对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测算结果,1997年全省农村小康综合得分为96分以上,已达到小康生活标准分数值。这标志着我省农民总体水平也进入小康阶段。
    到1997年底,浙江8个贫困县人均收入超过1400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超过600元),人均口粮超过250公斤,贫困面下降到5%以下。按国家确定的温饱标准(人均收入1990年价的500元,人均口粮250公斤),浙江省已如期全部脱贫,提前3年实现了全国“八七”攻坚扶贫计划确定的目标。
    浙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进入小康阶段,是一次历史性突破,是浙江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带有里程碑性的标志。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水平从温饱进入小康阶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趋于合理。1997年我省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达到6170元和3944.78元,比1978年的301元、157元分别增长19.5倍和24倍。在70年代末,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用于衡量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很高,1978年农村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人均为92.71元,恩格尔系数达60%,城镇居民1981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为264.43元,恩格尔系数也有55.6%。到1997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43.9%和48.52%以下。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型资料和享受型资料的需求逐渐增加,大量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居民家庭。80年代前期是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为代表的老四大件快速普及,80年代后期,新四大件即彩电、冰箱、收录机和洗衣机成为消费热点,近几年,组合音响、空调、电话、摩托车、淋浴热水器等新型高档耐用消费品逐渐进入居民家庭。这些高档耐用品的增加,减轻了家务劳动,丰富了家庭精神生活,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
    二是消费领域不断拓宽,生活环境明显改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消费对象日渐商品化。城镇居民用于教育、医疗、通讯的支出不断上升。农民生活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过去那种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的小农经济意识日渐淡化,生活方式不断改变,货币性消费逐年提高,服务消费支出成倍增长,农民生活对市场的依赖性日渐增强,生活方式日趋城市化。到1997年底,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113台,电冰箱30台,住宅电话普及率达16.2%。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乡居民生活中变化最快的是居住条件的改善,居住支出在各类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1980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5.77平方米,到1997年底,人均居住面积达11.28平方米,居全国第2位。1997年人均用于住房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8.9%,而改革以前,住房消费所占比例仅在3%以下。1978年农民人均住房支出14.38元,到1997年,人均住房支出达到392.17元,平均每年增长19.0%,人均居住面积也由1980年的16.07平方米增至1997年的37.30平方米,居全国第2位。
    浙江在经济总量成倍增长和城市人口增加的同时,避免了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保证了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据统计,全省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1986年到1997年,工业废水排放量控制在11亿吨左右,工业废水处理率从30.26%提高到81.9%,消烟除尘率从59.18%提高到93.2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38.0%提高到69.4%。1997年比1986年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水中化学耗氧物质排放量分别下降78.4%和81.0%,万元产值工业烟类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88.9%和73.6%,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排放量分别下降63.2%和97.9%。到1997年底,全省建成规范化的城市饮用水源达标区141个,噪声达标区195平方公里,烟尘控制区127个,总面积907平方公里。1981年到1997年,全省城市燃气普及率从9.7%提高到94.9%,城市污水处理率从零提高到30.2%,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从0.01%提高到75.8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6%提高到23.13%。
    全省已建成生态村镇104个,其中萧山的山一村、鄞县的上李家村、奉化的滕头村、绍兴县的夏履镇先后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全球500佳”称号。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4.7%,居全国各省区前列。全省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2个,森林公园45个,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44个,三者合计面积约占全省陆地面积的6.7%。全省城市空气质量基本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处于尚清洁水平,全省地面水水质基本良好。据对全省八个水系、内陆河流及主要湖泊省控重点监测断面的统计,符合一、二类水质标准的占52%,符合三类标准的占24%,劣于五类的占3%。这一结果明显好于全国七大水系、内陆河流及湖泊的水质状况,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较好的生活环境。另外,城镇生活住宅区的服务业快速发展,生活设施配套,小区绿化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交通更加方便。全省95%的行政村通了公路或机耕路,92.8%的行政村通了电话,90%以上的农户饮用的是自来水、深井水等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水,用电户比重基本上达到100%。
    三是居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较高水平。在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同时,城乡居民精神生活日益充实。反映精神文化生活重要指标的每百户拥有电视机,人均拥有报刊、杂志及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都有大幅度增加。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从1981年的0.53台增至1997年的111.01台,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由1985年的0.70台增至1997年的47.26台;1996年全省出版各种图书2666种,总印数2.2亿册,人均5册;每人平均拥有浙版杂志1.59册,每日每千人拥有报纸67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3475册;无线广播电台从1978年的4座增至1997年的46座,农村有线广播喇叭从1978年的548万只增至1997年的711万只,电视台由1978年的1座增至1997年的69座,另有有线电视台19座。广播和电视的覆盖率由1982年的71%、42.5%提高到1997年的82.1%和91.1%。由于收入水平提高,工作时间缩短,旅游也成为居民休闲的新方式,旅游支出成倍增长。电视机的普及和文化活动场所的不断兴建,为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保证。1997年城乡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分别达到538元和233.57元。
    由于生活状况显著改善,膳食结构趋于合理,精神生活愉快,居住环境改善,总体生活质量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浙江人口身体素质明显提高。婴儿死亡率由1981年的30.6‰下降到目前的25‰;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9.51岁上升到1997年的72.56岁,已接近发达国家74岁的平均水平。
    3.1998—2008: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全面小康建设的宏伟目标,进一步丰富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提出了包括又好又快、公平正义、文化建设、社会事业和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五个新要求。从这五个新要求来看,全面小康社会,已是一个全面、系统、综合、整体、均衡的社会发展指向。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说,全面小康是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社会,也就是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由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单一同质的社会向多样化社会转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因此,全面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也基本可概括为五个“更”,即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结构更加合理、公共产品更加丰富,公平正义更加凸现,生态环境更加宜人。
    “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是2007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力争到2010年全省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根据《关于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评价的说明》评估,2006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已达到87.2%,比2005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距离基本实现全面小康(90%)2.8个百分点,距离全面实现小康(100%)12.8个百分点。
    2006年,浙江人均GDP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99.4%,已接近4000美元的全面小康目标值。超过2004年世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下限 (3256-10065美元),标志着浙江全面小康进程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均在90%以上,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77.4%,比2001年提高10.8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6.5%,比2001年提高5.6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2%,比2001年提高1.6个百分点,比全国高出0.7个百分点,实现程度为89.3%。
    根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评估,2006年,浙江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继续稳步发展,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68.1%,比上年增长了4.1个百分点,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08元,首次达到并超越农村全面小康社会6000元的标准。浙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2001年至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大幅度提高,从3479.2元增长至5762.0元。恩格尔系数是反映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2006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37.2%,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已4年达100%。与此同时,浙江农村居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日益丰富,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重为5.1%,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为56.7%,比2001年提升了74.5个百分点。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好。浙江农村2006年的居住质量指数的实现程度达99.1%,已接近农村全面小康目标。浙江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由2005年的65.5%提高到2006年的76.0%。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浙江的社会结构也正快速向更加合理、均衡转型。社会结构主要由城乡结构、阶层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等组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对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体现在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体现在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及不同居民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协调发展。浙江社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均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民数量快速减少。社会结构中核心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直接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任务就是让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其他阶层,让更多的百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浙江创业人数众多,民营经济发达。在这支庞大的创业人群中,很多原本都是农民,他们通过自己的艰辛拼搏,跻身为中小企业的老板,还有只身来到城镇,为自身发展与家庭生活而努力打工,成为现代工人的一员。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1343万减少到2007年的698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1978年的75%下降到2007年的21.5%。在三十年间,浙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了53.5%,其间有1000余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转移到了第二、第三产业,以中心城市、城镇和块状特色经济的发展带动产业和农业人口的集聚,农民数量迅速减少。

1 沈祖伦:《所有改革应源自老百姓的利益》,载《钱江晚报》2008年1月25日D/1版。
2 这两个自然段引自金延峰主编:《浙江改革开放史》,未刊稿。
3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3)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4)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5)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6)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7)恩格尔系数50%;(8)成人识字率85%;(9)人均预期寿命70岁;(10)婴儿死亡率3.1%;(11)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2)电视机普及率100%;(13)森林覆盖率15%;(14)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
4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划分标准(2004年),低收入国家为≤825美元,中低收入国家为825-3255美元,中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