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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到契约 —《温州移民社会研究》一书的启示

杨建华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就如一条历史的长河,从涓涓细流汇成了澎湃大潮,撞出了瑰丽的万千浪花,农民的社会流动又像一颗最大最亮的巨星,闪耀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长空。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之一,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重要的都市景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和迁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从根本上改变着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状况。
    但毋庸讳言,中国农民工又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对城市生活是既身处其中,又游离于外。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他们具有双重职业身份,他们的职业跨产业类型,是亦工亦农,是过渡状态的阶层;他们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原始意义上的空间移民,又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他们是双重边际人,他们居住在城乡之间,他们奔走于工业与农业之间,他们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社会心理,既具有传统的乡土色彩,重故土,重乡谊,又有着现代人的寻求梦想、财富和城市生活的意识。
    农民工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来寻找梦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血泪与悲欢,憧憬和希望,他们自身的拼搏历程、思想情绪与开拓精神,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的缝隙间穿梭游走、找不到归宿的孤独和苦闷,漂泊无依的灵魂、无法承载的重压、积极奋进的喜悦、功成名就的欢欣。从更大的视野中看,农民工的梦想、憧憬、挣扎、拼搏、开拓、奋斗,在某种程度上正折射了中华民族夸父追日的精神,展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足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农民工及其移民的社会现象已成为社会学一个广泛讨论深入研究的话题,近来我们又欣喜地读到任柏强、方立明、奚从清等人的《移民与区域发展——温州移民社会研究》一书,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多的认知。这本书的一些特点李培林先生在本书《序言》里已概括得非常精到,我只想在此说下本书所研究的“新温州人”所引出的一些思考和启示。

    1.“新温州人”不断增长是温州区域经济活力和繁荣的重要表现

    西方学者汉森认为促成经济进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发明、新领土与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人口增长。温州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较早起步并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体制机制活力的优势、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温州劳动力的老化,都对省内外各类人才和其他劳动力形成很大吸引力,从而导致人口的集聚。据本书所言,有3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而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不断增长的迁移人口使我们看到了温州经济活力在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呈现出繁荣强健态势。正像本书所揭示的,因为经济增长会吸引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入,根据人口迁移规律,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者预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提供的就业空间。当一个地区能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也就显示出这一区域人口经济容量尚有较大空间。这不仅为这一区域经济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巨大潜力,也为这一区域的城市和社会发展增加了活力和繁荣元素。
    省内外人口迁入也意味着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扩展效果。应当说这种现象能促进分工协作的发展,强化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推进各种人才间的互补,形成综合性的人力社会资源。流动人口增长还会弥补温州由于劳动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快速上升而产生的社会竞争力降低的缺陷,降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和常住人口老化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老化速度会大大低于经济落后地区,这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老化速度上可以看出: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会缓解城市的老化速度,使城市人口的老化水平低于农村地区。而从现在的情况看,温州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状况,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优势,能对流动人口的迁入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诱因,故其常住人口的老化速度,也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新温州人”推进了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人的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变动。社会流动包含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水平流动主要是人口在区域空间上的流动。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当表现为能够为每个成员依据其能力提供垂直流动的条件,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能力为人的衡量标准的社会,不以先赋因素而是自致因素来最终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就是在社会流动中实现人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提升。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社会流动机制,形成一个以能力为衡量标准的社会。社会成员要能上能下,上是一种激励,下是一种压力和鞭策。
    英国的法学家享•萨•梅恩曾说,“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 这句试图概括人类文明史的用语,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一个传诵不衰的名句。应当承认,这个提法确实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东西,它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契约,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解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用契约取代身份的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的奋斗取代先赋资格的崇拜。
    农民的社会流动冲破了社会二元结构的藩篱,突破了身份束缚迈向了市场,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或经商、或办企业、或进入各类企业务工,他们在没有身份优势,又没有身份束缚的起点上开始了他们的发展历程。中国正加快步伐向“契约社会”迈进。劳动人事制度、选举制度、住房制度等的改革,使利益身份优势获取利益的余地缩小了。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都在学习运用契约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束缚人的框框正在一个个被取消,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的活力增加了。
    这种社会流动造就了一个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的一个基本含义,即是指在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那一部分社会力量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规章等。这次分化造就的一批脱离了“单位体制”的人员,如乡镇企业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无上级”社会群体及生活于其间的机制,已经构成了初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这使我国经济、政治生活增加了一个弹性因素,也减轻了政府在管理、财政上的压力,加大了社会流动上的余地。虽然,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也是亟待研究的课题,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出现对社会发展利大于弊。
     
    3.“新温州人”激励社会整体进取向上的意识
      
    社会群体或成员的进取向上,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身份制”社会的特征。除了少数例外情况,社会成员一般都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固定化的地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开辟了社会成员可能改变自身地位的多种途径,利益驱动成为主要的杠杆。这就为激发发社会进取向上的意识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在单一社会阶级结构划分的模式下,阶层得不到发展,社会整体进取向上意识也被扼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从而激励社会整体进取向上的意识,推动着社会竞争机制和氛围的形成。农民工进城打工经商办企业,不仅有利于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农民成为现代工人、成为现代职业阶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社会活力是在动态中绽露的,社会稳定也需要在动态中实现。历史经验说明,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而社会活力的最重要表现就在于能否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论证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橄榄状”社会阶层结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激化起着缓冲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分化不仅未必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反而对保持和巩固社会稳定起良性作用。工业劳动者不断增加,农业劳动者不断减少,劳动者白领化。如果造成多的上升流动,社会就稳定;如果有过多的下降流动,当然危机很大了,比如下岗,是典型的下降流动。当社会上的多数人从蓝领职业转变成白领职业时,社会整体上升流动,中国现在城市里面的白领阶层比较多,这就是整体性的上升。
    社会流动是工业化中期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普遍现象,虽然,我们不能照套西方发达国家松散型的迁移模式,但我们仍需要由身份向契约转型,需要向社会平等的要求积极推进。一个地区对待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地区文明与和谐的程度。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一个地区不但不可能拒绝人员的流动,而且经济发展靠的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动和物质流动。一个地区如果不能平等对待流动人口、外来人口,那就无法体现区域文明与和谐,也无法保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工作生活环境,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远比节省一些保障外来务工者权利的费用要划算得多。仅从这一点上说,温州对“新温州人”称谓的变化及社会权利的保护,就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和谐社会是要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而身份歧视的障碍,以户籍身份为标志的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要打破户籍身份和所有制的限制,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没有身份歧视、平等的社会。在目前这个阶段尤其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入现代职业体系,让更多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出现整体上升。
    外来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外来农民工是农民中先进,积极的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来寻求梦想、寻求富裕、寻求成就、寻求事业、寻求自身价值,从更大的视野中看,他们的这些梦想、憧憬、挣扎、拼搏、开拓、奋斗,也正折射了中华民族夸父追日的精神,展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足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种精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之一《周易》所说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
    本书对“新温州人”的理论解读及政策安排对浙江及全国农民工社会权利的保护也用借鉴与启示价值。因为,浙江也是农民工大省,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浙江现代化发展不仅吸纳了一千余万本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外省农民工人员的流入。截至2007年6月,全省登记在册流动人口为1670余万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1:3,其中外省籍流入的占84.4%[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研究”课题组研究认为,浙江省虽不是我国最大的劳动力流进地,但是其总量仍然非常可观,同时考虑到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偏大[3]等因素,预测2020年浙江人口总量将达6000万,其中人口增长方式将由自然变动为主,转为机械变动为主,即以人口迁移增长为主。这样,从现在到2020年,浙江仍会有大量农民工流入[4] 。浙江成了全国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1700万农民工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7年全省社会劳动人均产值贡献率达57347元,农民工主要集中的二、三产业社会劳动生产贡献率更是高达67958元。但在一段很长时期里,由于观念上存在的误区,他们还很难享受到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社会管理也仍实行原来的户籍制度,这显然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如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社会隔阂,让农民工共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这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
    因此,用社会主义正义人道的理念、社会主义正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使现代社会的移民真正成为二、三产业的工人和职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并融入城市社会。这就为更多的移民转变为工人、职员、转变为城市居民开通了道路,最终实现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这正是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杨建华执行主编:《2007浙江社会发展蓝皮书.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杨建华:《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若干关系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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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梅因:《古代法》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数据来源:浙江省公安厅暂住人口在册网,参见杨建华执行主编《2008浙江社会发展蓝皮书.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8年1月版。
[3]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浙江就业人口年龄中位数已达36.1岁,到2003年,更是超过了40%,达到40.9岁。
[4] 参见杨建华:《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若干关系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