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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事实”的理论创新

——解读《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

张秀梅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


    “社会学家应该怎样排除他们对于事实的成见,而直接面对事实本身;应该怎样从事实的最客观的性质着手研究事实……最后,他应该怎样在对事实的解释中和在证明这种解释的方法上体会这项原理。”一百多年前,涂尔干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许多学者都指出了以观念来代替事实,把观念当作我们思考、推理材料的危险性。涂尔干说“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生活视为观念上的概念的逻辑发展”,“这种观念好像是摆在我们与物之间的一层隔膜,我们越以为它是透明的,就越看不见物。”;培根说“……这些都是假相,即是一种使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产生幻视而误认为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的幻影。”;凯恩斯说“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观念”、这些“假相”、这些“旧学说”使得我们观察社会就像水中看花,雾中望月,看不到事物本身。而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观念甚至能有一种拒绝接受科学检验的威力。只要对它们所支配的事实和它们所指的现象进行冷静严格的分析,就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或许就是这样一部敢于直面事实,敢于揭示真相,而引起某些人不快的著作。

    《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的作者杨建华教授——一位长期扎根浙江经济社会现实的本土学者,根据多年的田野观察与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的概念,系统地考察了30年来浙江现代化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内在的逻辑。在研究中,作者将实证调查的个案资料、文献资料与理论演绎相结合,将历史分析与逻辑演进相统一,惊叹于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洞察力及可贵的创新精神的同时,也为作者这种坚持“社会事实”的学术原则和饱含深情的济世情怀所感动。正如作者所说,建立“社会化小生产”这一理论框架本身并非目的所在,其目的在于:解读中国人的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活动,解读中国丰富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

一、现代化理论的反思

    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革命为要核心和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广泛运用为重要标志,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方位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而其直接的推动力则来自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是从欧洲发端,传到北美,然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始了广泛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则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作者回顾了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同时也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继续现代化及内源性现代化理论进行总结。诚如作者所说“学术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前辈学术大师的思想,又总是不断地成为现时理论讨论的出发点和连接点”但是,“现代化理论也有着一些偏颇及缺陷,以及一些需要重新探讨、研究的问题”。

    面对这些需要重新探讨和研究的已经成为“常识”和主流思想的问题,作者的探索和思考遇到了困难,即“学术界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崇拜”。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几乎变成一种被普遍宣传和接受的主流意识。虽然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能把发达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模式生搬硬套到欠发达国家,也不能把西方发达社会的一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到欠发达国家。但是,在研究中往往还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两分和对立为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产组织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的确立的过程”。

    这就存在着如涂尔干所说的风险:“他们从中选出若干所谓的精英,即被他们认为是独具这种特征的现象,至于其他现象,则被认为是僭取了这种明显的特点,不在入选的考虑之内。但不难预见,采取这样的办法只能得出主观的、不完全的观念……被选出来的现象仅仅是因为它们比其他现象更符合他们对于这种现实形成的理想观念才当选的。”在进行思考时“就会离开属于科学研究对象的东西,即离开过去和现实而企图一跃奔向未来。我们的思考不是设法去理解既有和现有的事实,而是企图去直接完成那些更加符合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的新事实。”

    作者意识到了,这样不但“社会事实”会被曲解,而且理论的想象力和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也会被无情地扼杀。因此,提出了“我们只有重新清理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度现代化的方式在我们头脑中印下的图像,抛弃那些表层的诱惑,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建立起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式。”作者摒弃“先入之见”,从浙江经济的整体状况中,从浙江中部城市义乌乐村、浙江北部临安山区义村、温州瑞安坊村等个案研究中,去发现“社会事实”: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现代化水平迅速提升。而浙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贡献,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中,又有80%以上是小企业,即所谓的家庭、家族企业。这就不能用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企业与家庭、家庭分离所能解读的。

    基于此,作者从以下三个理论维度上提出问题:第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认同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第二,社会重组与社会结构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道路?现代社会生产组织是否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分离?第三,传统的元素是否只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对于这些问题,作者不是求助于宏大的现代性叙事模式,而是进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

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

    “地方性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知识观念或对知识的认识方式。“地方性知识”观念的是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而提出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崔波,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而作者也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深表忧虑: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认同的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赋予某些国家的历史以普遍形式是无法被承认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此行事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因此,对现代化进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日显重要。

    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决然相对,如作者所说“我们在否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时,也要注意不能把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进而否认现代化中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作者审慎地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的本土化的解释性概念并阐释了其特征。

    社会化小生产是作者基于浙江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社会事实”而提出的: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的小企业,大多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个体作坊、家庭工商业的居多,产权结构比较封闭,绝大多数企业为个人或家庭控制,有很强的血缘和地域色彩。而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根本无法用已有的“小生产”或“社会化大生产”概念或理论来解读或认知。

    这种非“小生产”亦非“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是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的一种伟大创造,作者则富有创造性地将这种地方性知识上升为了理论概念。并指出,这种生产实践形式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实践方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作者对于“社会化小生产”概念的建构是我国现代化之路的本土化探索。

三、一种展望:现代化之路的本土化探索

    关注中国的现代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更是职业学者们的重任。杨建华教授满怀着民族复兴和人民富强的愿望,根据中国尤其是浙江社会生产的基本“社会事实”而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这一本土化的创新性的概念,并试图用它来进行中国本土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理论解读。而这努力,向我们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可以选择的,并非只能通过西方的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可以是草根的力量自下而上推动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并非只能遵循外在的诱致性力量的引导。由此,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一种与自身真正的发展可能性相适应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现代化模式。

    源自浙江经验的本土化知识如作者所说,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有了新的解读:第一,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可以成为现代工业化发展的一条路径,这种路径不是小农意识的残留,也不是自然经济下的一种小生产方式,而是与市场结合的,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小生产方式。这是对西方主流社会对现代化之路的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进行的回应和证伪。第二,家庭、家族可以成为工业化、市场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企业是与家庭、家族相分离的,但浙江现象中恰相反,二者结合得很紧密,将企业的现代性与家庭的传统性很好得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文化伦理组织的家庭企业、家族企业。第三,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这一宝贵而丰富的资源,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以家庭或家族为纽带,通过“社会化小生产”灵活地运用于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浙江的“社会化小生产”模式,是浙江人民的创造,并且浙江人民还在不断地推动这一模式的发展。如作者所云:这样一种既分散又组合的生产方式既具备大生产的规模效应功能,又具备小生产灵活多变、适应性强的长处,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不可限量的生命力,同时这种模式又是扎根于厚实的传统社会文化土壤,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深厚的“家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来说,这是一条可资深入探索的发展路径。

    通观《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这部著作,作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观察、解释、求证等各个环节,都秉承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研究准则,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在研究开始前,作者没有被现代化理论的“常识”判断和主流意识所左右,而是遵循了“摆脱一切预断,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的原则。在进行地方性知识书写的过程中,作者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涂尔干所说的“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其他社会现象去解释”。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常常有一些预断的观念企图支配人们的思想和代替事物。因为社会生活的细节无处不超越人们的意识,而意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感知这些细节的实在性。我们的感知没有同社会生活建立起相当牢固而直接的联系,所以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极易给我们留下完全没有固定的、虚无飘渺的印象,成为真真假假,捉摸不定的东西,正是这种简单而粗略的再现,形成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预断观念。杨建华教授的研究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不仅摆脱了预断,而且还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无根据的“新奇”“新鲜”,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实在的客观依据,这种创新是富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

发表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