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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拯救到自由:欧洲近代宗教信仰的演变

辛允星
浙江师范大学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R.H.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可谓理论气势恢弘,在引经据典中叙述了欧洲基督教思想发展的脉络,并以此为背景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两个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人类社会的很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集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人类幸福感的来源问题。

一、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思想体系演进

    论述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思想演进史,必然要提到圣.奥古斯汀,他的两部代表作《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成为西方基督教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建立起上帝之城/地上之城的二元话语结构,为教权和王权之间的权力制衡奠定了基础;此后,为同世俗君主争夺权力,‘双城论’发展为‘双剑论’和‘日月说’,将‘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的思想不断推向顶峰。与此相对,君王一方也不断引用宗教经典,反对教会干涉世俗事务。因此,在西欧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在历史上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西方世俗君主的权力在历史上受教权制约后,又为另一权力‘民权’制约”。
   
    另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道德的法则与社会制度是一致的,自然与神学的法则也是一致的。上帝透过自然给予人类启示,也因此研究自然便是研究上帝;而神学的最终目标便是要运用理性以理解有关上帝的真相,并且透过真相获得最终的救赎。他的这一思想再次强调了世俗和神圣世界之间的统一性,从而维护了教会对世俗世界的权威地位,同时也提出了理性在认识上帝过程中的价值,将对上帝意志的判断引向了世俗的问题上来,因为从长远上看推动了后来的宗教改革。
   
    路德是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代表,他创立的教派“反对权威,不是抨击它的严格,而是抨击它的放纵和腐败”, 他坚决捍卫基督教的“拯救”道德,但是不再相信教会的权威地位,实际上是支持将“维护基督教道德的任务从可疑的教会权威转到国家手中”。 加尔文教派的改革主张是“不仅是要净化个人,而且要让宗教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重建教会和国家、更新社会的目的”。 加尔文的宗教思想“可以说是第一个承认并欢迎经济美德的系统的宗教教义。它多反对的不是积聚财富,而是为了纵欲或炫耀滥用财富”。 这两种宗教思想开启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

    英国国教在英王亨利八世时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不归其管辖,从此英国国王或王后成了国教的最高统治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被称为“国教”。英国清教徒就是主张“纯洁”国教会,清理其中的罗马天主教影响,他们“以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反对封建主的奢侈游乐生活,甚至敌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艺术,由此被称为清教徒”;其运动是“采取宗教反对派的形式”进行的“政治反抗”。R. H. 托尼认为,清教运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因为英国工业发达地区恰是清教运动的中心。教徒本身并不是清一色的,“清教内部具有保守的、传统的因素,同样也有革命的因素;既接受有铁一般纪律的集体主义,又有公然藐视人类日常惯例的个人主义;既有收获人间果实的精打细算,又有能使万物翻新的宗教狂热”。 他还指出:“清教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它为商业文明准备好了道路,这种文明最后在英国革命中取得了胜利”。 “重商主义者的主要经济信条同清教的基本伦理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宗教并没有从实际生活中被赶走,相反,宗教本身就是为实际生活提供了坚持的基础” 。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教才是韦伯完整意义上的“新教伦理”。

二、宗教改革与政治革命

    宗教斗争贯穿于所有的政治斗争当中,这是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中国最大的差别,他们的任何一场重大变革,斗争的各方都努力在宗教中寻找其道德伦理上的正义性,并且往往是在斗争产生之前已经开始了这种意识上的冲突,而中国则经常是政治斗争结束后寻找一种伦理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可以很好的用来分析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甚至可以说二者本身就是一回事,难以给出任何明确的区分。

    在中世纪以及之前,一切社会科学都是神学的“婢女”,教皇成为最高的权威持有者;但是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开始提出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之间的分离。“自然法”的思想成为这种趋势的第一“冲击波”,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万国法》都是在“将自然法的理论同基督教与神学基础相分离,把他们建立在理性教义的基础上”。 之后欧洲产生了教权与王权的斗争,罗马教皇在第一轮的宗教改革中败下阵来,路德和加尔文都是站在了王权的一方对抗教权,但是他们的斗争武器仍然是基督教教义,是借助争夺对教义的再解释权力来反对“腐朽”的教会,从而为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再之后,随着王权的强化,国王与自由派贵族的斗争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核心,新兴贵族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给予基督教教义以新的解释,英国国教中分化出来的“清教”就是这一派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器。议会军与国王军队的战争(英国内战)是这场斗争的核心部分,最后议会军获得胜利,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功,而清教也被改造得更符合商业主义者和金融阶级的利益需要。随之出现的是大众权力与贵族派的斗争,清教思想再次成为自由主义力量的工具,最终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精神的萌芽,“民主制度的基础是精神独立的思想,这种思想激励个人单独反抗世界的权力……民主制度很可能更多要归因于新教运动而不是任何别的运动。”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从路德改革开始以来已经变换了多种姿态,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只有最核心的“博爱”思想得以完全保留下来,而教会也已经在持续的个体主义和经历功利思想启蒙中被彻底边缘化,最后很自然地从本来最黑暗的组织演变为一种进步的社会组织,这里最大的启发也许就在于:权力制衡是民主进步社会的基本政治条件。

三、崇高是如何泯灭的?——宗教退缩与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宗教与世俗世界的分离”过程中,宗教组织受到抨击,但是宗教精神本身并没有被质疑;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就是清教思想,这种精神将现实的经济追求与宗教伦理挂起钩来,“劳动与勤俭是为了荣耀上帝对但是到后来”,“强调企业生活是基督徒努力的适当领域,强调成功创业所必须的品质,这些正是清教的特质” 。但是到了后期,基督教的宗教思想体系本身也受到了怀疑,从“世俗与神圣领域的分离”演变到了“世俗对神圣领域的战胜”,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彻底将“笛卡尔范式”推到了更加显赫的社会地位上去,人本主义思想开始占据了社会思想的舞台核心,以至于出现了“纯粹的”功利主义,边沁和密尔成为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并非无政府主义,他们是基于理性和制衡的原则组织社会,他们假设人都是自私和追求利益最大化趋向的,因此要基于理性的原则来建设社会的制度框架,康德的理性思想和休谟的经验主义成为这种社会哲学的基础。

    在承认“功利主义为正当”的社会里,除了法制,其他的领域几乎都成为了自由的,也因此信仰与集体意识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这就是所谓的宗教的退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由于自由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对道德崇高的追求变得就没那么紧迫了,法制和民主成为了社会的核心话题,而社会的整合由依赖集体意识变成了依赖“制度”,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异化”由此而生。托尼认为:“宗教已经从支撑社会大厦的基石转变成社会大厦的一部分,权利统治的思想已经被把经济效率当作政策的评判者和行动标准的思想所取代……人有时已经从一种精神的存在物变成了经济动物”。

    当道德的崇高被泯灭,人类社会的追求目标成为了一种散漫的经济功利想象,尽管大家也都没有彻底放弃追求崇高,但至少很多人不奢望如此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排在《国富论》之后被人关注的,这可以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理想,道德的崇高被安排到了未来,而现实的经济利益成为了支配人类行动的基本法则。托尼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当的烦恼,他一再强调精神的价值高于经济与物质的价值,对生理与物质的满足要次于对精神生活和集体意识的追求,他似乎不断在寻找一个“失落的社会”,一个有着精神支柱和合作精神的社会,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社会,才是具有幸福感的社会。

四、结论:寻找“社会”和人类幸福的源泉

    托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根基在哪里?他坚定认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有赖于对义务的承认,因此,他不能够接受对人的意志和动机做这种唯物主义的,并且是简单的、单向度的简化……幸福和满足的源泉并不在人满足意愿的能力之中,而是在于人关注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能力,以及他的具有道德认可或道德满足感的同伴的能力”。 他同时还认为:“如果把效率从一种工具转变成基本目的,这样做就会毁掉效率本身。因为,在复杂的文明社会里,有效行动的条件就是合作。而合作的条件是意见一致,是关于人的努力所用于的目的,以及判断成功标准的意见一致”。

    随之应当追问的是:什么才叫作人类的“幸福”和真谛?他的答案已经被其他学者重复了很多次,他们共同的认识就在于——都反对经济对生活的“殖民化”, 都反对“人成为物质的奴隶”,成为财富的工具(即“异化”) ,都主张超越自由个体主义的理论范式,都希望寻找一种已经失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共同意识”。在这个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卡尔.波兰尼、马尔库塞、卡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等都与托尼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