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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式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基于枫桥镇的实证研究*
 
 
卢芳霞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经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和后税费改革时期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的多元供给机制三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农村公共服务日益呈现多元供给态势,但相较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创新路径加以完善。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以组团式服务为路径,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并以枫桥镇的初步实践为例,总结出一些普适性经验。
 
   关键词:农村社区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创新  组团式服务  枫桥实践
 
   作者简介:卢芳霞,女,绍兴市委党校讲师,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所成员。作者从事“枫桥经验”、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经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和后税费改革时期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的多元供给机制三个不同阶段。梳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全局性、历史性地审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重要性。在1958-1978年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阶段,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是与人民公社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公社化时期,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公共服务主要采取人民公社为主、国家补助的供给体制。”[①]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供给机制尽管存在着缺陷,但由于当时农民具有高度同质性,无所谓对公共服务的差异性需求,所以使得公共服务的集中统一供给较为顺畅。在1978年-2000年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阶段,农户或农民个体成为最终的主要供给主体,国家和集体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缺位。集体供给体系的全面瓦解和个人自我供给能力的不足,使得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这个阶段更加明显,农村公共服务面临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不均衡的问题。2000年我国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并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免征农业税。然而,税费改革前期,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并没有形成。因为税费改革虽然从制度上扼制了乡镇制度外筹资的渠道,但税费改革同时也存在弊端,各地为削减成本纷纷合村并组、撤销村民小组长,再加上农村财税体制变革,这些收财限权式改革和精兵简政式改革消解了村社集体的治理资源、权限和能力,农村基层组织沦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政权”[②]。所以税费改革前期,原本短缺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局面更加紧张。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应运而生,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搭建了一个比自然村落、社队村组体制更具有弹性的制度平台,它围绕如何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构建, 注重通过整合资源, 完善服务来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凝聚力、认同感。农村社区建设提出后,国家开始逐步加大对农村社区的财政投入,随之市场和社区也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日益呈现多中心、多元化的态势。
 
一、 问题提出:如何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已基本建立,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供给主体比较单一,供给理念比较被动、供给方式比较传统、公共服务资源比较分散,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迫切需要创新和完善。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如何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有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类型的研究。第一种观点主张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供给机制,这种观点最为传统和普遍,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其中贺雪峰(2006)[③]等人通过对湖北农村的实地研究后,反对用市场化方式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认为需要将村庄民主作为国家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保障。第二种观点主张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市场供给机制。如林万龙(2003)[④]认为,农户及农户公共产品需求的分化,为农户社区公共产品受益及消费排他性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从而使得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成为了可能。党国英(2004)[⑤]、姚洋(2004)[⑥]也都提出类似的观点。第三种观点主张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民间组织供给机制。如于建嵘(2003)[⑦]、李昌平(2004)[⑧]等人的“国权退,民权进”主张。所谓“国权退”,就是国家政权退出乡村社会,尤其乡村组织中的“政府性权力”应该退出乡村社会。所谓“民权进”,即乡村秩序应该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发育出来的力量来提供,而不要借重行政干涉,也不应该借重强制性的税收制度。
 
     有关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路径是多元化的,它倡导的是一种探索,许多学者均对创新路径进行了研究。黄祖辉、游旭平(2006)[⑨]认为应当重视在实践上已经出现的各种变革,并积极总结经验,推广促进新的制度创新。刘智勇(2008)[⑩]从共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建立一种基于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市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与协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柔性组织网络机制。陈朋(2006)认为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区和第三种力量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合力作用,是有效摆脱我国当今农村公共产品困境的必然和现实选择。艾医卫、屈双湖(2008)认为应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优化、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格局。胡志平(2009)认为可从供给主体的升级与多元化、供给的激励机制、供给的决策机制和供给的成本分担机制四方面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机制的创新。
 
     综观上述研究, 多侧重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性研究,而缺乏对创新路径的实证研究,尤其是缺乏对基层先进经验的提炼总结。本文研究思路则是在简要作理论阐述后,重点提出以“组团式服务”这一具体路径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同时,为体现实践的可行性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本文以“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桥镇的实践为例,总结出一些经验和启示,以为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提供借鉴。思路如下:(详见图表1)
 
图表1  本文的研究思路示意图
 
二、枫桥实践:以组团式服务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最早来源于舟山的实践。2009年开始,浙江省全面推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目前全省各地都在积极实践之中。同时,学术界也加强了对“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研究,吴锦良、孙建军、丁友良等分别从基层社会管理的全面创新、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新模式、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等视角进行了研究。而本文选择枫桥镇为个案进行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诸暨市在2010年初已被评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是当时全国获此殊荣的27个县(市、区)之一,浙江省获此殊荣的5个县(市、区)之一。枫桥镇作为诸暨市所辖的乡镇,其农村社区建设颇具特色。第二,枫桥镇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早在2003年就开始实践“综治网格化管理”,2009年浙江省全面推进舟山经验后,枫桥镇不甘落后,进一步规范和创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结合农村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组团式服务,初步走出一条特色之路。
 
(一)结合农村社区的边界,划分组团网格,实现组团网格覆盖全面化
 
     枫桥镇根据人口数量、集散程度等特点建立起乡镇(街道)—网格区—网格三级网格体系,并按照“尊重传统、便于管理、促进发展”的原则,在保持现有行政村(社区)大格局不变、行政村(社区)内小网格不变、行政村(社区)党员干部“五联”制度不变的基础上,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又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区。每个网格区又按村民代表数划分成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内的村民代表直接联系若干农户,同时配备若干名党员与村民代表共同联系服务农户,努力形成规模合理、覆盖全面的服务工作新格局。目前枫桥镇每个行政村(社区)已形成服务队网格员联系户的网络(详见图表2)。枫桥镇组团网格的划分,刚好与农村社区的地理边界、与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建址单位相吻合。以乡镇为单位建立的一级网格,刚与乡镇社区服务中心的建址单位一致。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网格区,刚好与村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建址单位一致,因为诸暨全市统一规定村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以行政村为单位,即 “一(行政)村一中心”。     
 
图表2 枫桥镇各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网格员联系户的网络图
 
(二)结合农村社区的功能,组建服务团队,推动组团服务有效化
 
    枫桥镇及时成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镇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根据网格设置,在全镇范围内组建“专业服务队—管理服务团队—专业服务组”三级服务团队。镇专业服务队为一级服务团队,分别为文教卫生、应急救助、综治协管、综合抢修、村镇建设5支专业服务队,每支专业服务队由相关站所、单位的人员组成,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按职责分工联系相应的专业服务队。村(居)网格区管理服务团队为二级服务团队,由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1-2名镇机关干部、村(居)其它干部、1名医护人员、1名民警、1名大学生村官等人员组成;网格区管理服务团队负责成立若干专业服务组,即三级服务团队,除按镇规定配备治安调解、村镇建设、社会事业三个专业服务组外,可根据群众需求和实际需要自行建立其它专业服务组。三级服务团队有明确职责分工(详见附图3),专业服务队面向全镇群众,主要负责解决下一层级无法解决的影响较大、专业性较强、难度较大的一些重大服务项目;网格区管理服务团队具有双重角色,既要开展管理服务,又要指导和督促专业服务组开展工作;专业服务组是最基层的管理服务力量,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服务需求,在一线协调解决群众困难。枫桥镇服务团队的组建,刚好与乡镇和村级社区服务中心的功能相吻合。镇一级成立的专业服务队,与乡镇社区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功能相一致,村一级成立的专业服务组,与村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七大公共服务功能相一致。
 
图表3 枫桥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网络图
 
(三)拓展各类渠道,搭建信息平台,促进组团服务高效化
 
    枫桥镇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实现组团服务高效化。具体体现在:一是利用正在构建的市村联网—镇务网—村务网这一信息平台,大力推进电子政务,有效实行信息动态化管理。到目前为止,镇务网、30个村务网全线开通相联,基本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二是将镇5支专业服务队队员、村(社区)服务团队及专业服务小组成员的联系方式全部在“镇务网”、“村务网”公开;部分网格区所有群众的住房、就业、计生、优抚救助、党建、医疗、教育、土地承包等基础信息资料已录入管理系统,便于管理和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高度重视信息安全,根据层级设置相应权限;三是镇将设立专线服务电话,二十四小时接听并记录群众诉求,汇同走访、群众网上发布的信息及时输入镇务网、村务网,交相关团队负责限时办理。届时群众对各个服务团队的意见、建议或投诉,可直接通过专线电话、村务网、镇务网和手机短信平台向村、镇领导小组反馈、反映,实现各类信息的畅通无阻,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枫桥镇将信息平台延伸到农村社区的做法,为十二五期间全省其他地区的城乡社区服务业信息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因为浙江省“十二五”城乡社区服务业发展规划已经规定,全省市县层面在“十二五”期间都将建立以社区服务热线为标志的信息化服务统一平台,并逐步向农村社区延伸。
 
(四)探索创新,构建长效机制,力求组团服务规范化
 
    枫桥镇初步建立了一整套较为规范的工作制度,使工作得到有序推进。一是探索建立考核激励制度。出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考核办法和考核细则,设置20条考核内容,由领导小组牵头对网格团队和服务人员实行百分制考核,通过走访居民、查阅服务记录、满意度测评等方式进行。并把镇村干部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对表现突出的团队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二是建立定期走访和交流机制,采取上门走访、电话联系、蹲点住家等方式,开展经常性的联系服务活动。各服务团队每月一般要对网格内重点户、困难户集中走访1次,每名组员每年一般上门走访群众不少于4次。三是建立民情民意研判和解难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集中梳理、分析和研究解决群众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实际需求定期进行汇总和归档。四是每个村都印制网格区组团式服务工作手册(具体内容详见图4),把工作职责、满意度测评表等十三项内容详细印制在工作手册内,并把工作手册分发到户,这既尊重了村民的知情权,又方便村民行使监督权。
 
图表4 枫桥镇各村的网格区组团式服务工作手册
 

 
X
 
 
 
 
 
 
 
 
 
 
       枫 桥 镇 X 村 党支部
                     村委会
                   2009年11月
 
一、关于成立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领导小组的通知
二、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工作职责
三、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专业小分队队长工作职责
四、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网格员工作职责
五、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服务员考核办法
六、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网格员考核办法
七、X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服务队满意度测评表
八、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工作流程示意图
九、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服务队结构图
十、X村网格化管理服务队网格员联系户网络图
十一、X村社区服务中心值班日程表
十二、村务管理十大流程
(1) X村为民服务全程代理流程图
(2) X村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流程图
(3) X村村平安综治网格化管理工作流程图
(4) X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5) X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流程图
(6) X村村务监督流程图
(7) X村财务管理流程图
(8) X村招投标工作流程图
(9) X村私人建房审批流程图
(10) X村村民申报最低生活保障流程图
十三、网格员联系户详细信息

三、相关启示:组团式服务可促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
 
    枫桥镇推行的组团式服务,创新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促使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发生四方面转型。
 
(一)组团式服务促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理念从被动主动转型
 
    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式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机制“不能真正表达出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偏好,从而造成农村公共品的无效供给。”而组团式服务,可克服传统官僚制式供给机制所带来的机械式、非人格化的弊端,促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理念由“被动”向“主动”转型。具体体现在:一是组团式服务增强了供给主体的责任感。原来体制下供给主体各自为政,容易出现责任不清、争功诿过而最终导致的“踢皮球现象”。而组团式服务的每个团队实施责任包干、功能互补,有效防止了服务“真空地带”。二是组团式服务增强了供给主体的竞争感。枫桥镇出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考核办法和考核细则,对网格团队和服务人员实行百分制考核,同时还创设“96345”服务热线工作交办单制度和质量满意度反馈制度,这既进行了监督又增强了竞争感。三是组团式服务增强了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的交流。组团式服务突出民主性和开放性,重视信息的收集反馈,团队成员直接地、经常地联系群众,加强对农村居民服务需求的收集,使得彼此间信息对称,从而变服务主体和对象的“被动”实施计划和接受为“主动”参与制定和执行。
 
(二)组团式服务促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从单一多元转型
 
    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供给机制下,政府及集体组织是主要的供给主体。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的个体供给机制下,农户或农民个体成为主要供给主体。而在后税费改革时期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以来的多元供给机制下,供给主体已逐趋多元态势,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展。枫桥镇力求通过组团式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补充、社区为导向的多元供给主体局面。具体如下:一是以政府为主导性供给主体。鉴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特点,目前政府(党委)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所以枫桥镇注重政府主导,在镇一级成立了领导机构,实行“一把手”总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同时还把乡镇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组成5支专业服务队(详见图表5)。二是以市场为补充性供给主体。农村社区目前由市场供给的公共服务相对较少,仅属于补充性供给。但市场供给具有自身优势,所以枫桥镇借鉴宁波“81890”模式,尝试将一些市场性供给主体如第二人民医院、专业保洁公司、供电所、电信支局、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纳入专业服务队(详见图表5)。三是以社区为导向性供给主体。农村社区及居民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源本和归属,长远来看,社区供给将是主要供给方式。所以枫桥镇加强引导,促使农村社区成立由村干部、大学生村官、村文书和志愿者组成的村(社区)网格区专业服务组,以加强社区自我供给。
 
图表5 枫桥镇组建的五支专业服务队

专业服务队名称
牵头单位
成员单位
文教卫生专业服务队
社会事业办
 
镇教育办公室、市第二人民医院、镇文化站、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兽医站、保洁公司
应急救助专业服务队
 
应急管理办公室
 
派出所、交警中队、市第二人民医院、镇应急分队、供电所、电信支局、自来水公司、民政办
综合抢修专业服务队
村镇建设办
运管所、路政队、国土资源所、广电站、供电所、电信支局、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
综治协管专业服务队
综治工作中心
派出所、法庭、交警中队、国土资源所、信访办、保安中队
村镇建设专业服务队
村镇建设办
国土资源所、规划所、城建监察中队

(三)组团式服务促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从传统现代转型
 
    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信息收集与处理多采用书面文件、档案留存、台账等方式,这些方式既低效又容易出错,而且不利于信息共享。而组团式服务对于团队服务主体之间的跨部门合作,团队成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直接紧密联系,大量的资源共享与整合等又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网络服务平台和数据库系统,及时准确地做好沟通、信息采集和资源共享。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起包括基础数据、服务办事、短信互动、工作交流和管理系统五个模块的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从而实现管理服务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枫桥镇借鉴舟山经验,全线开通镇务网、村务网,把农村社区的相关信息分类汇总编入数据库,并注重信息的日常收集积累和维护更新,提高组团服务的精细化、动态化。同时,枫桥镇还将“现代”性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规范化、程序化和专业性方面。如制定了详细的服务手册(详见图表4)、制定了定标准化的服务流程(详见图表6)、组建了专业化的服务队(详见图表5)。
 
图表6 枫桥镇农村社区全程办事代理制总流程图
 
(四)组团式服务促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资源从分散整合转型
 
      农村社区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整合行为,国家力图通过政治的手段促进资源向农村流动,从而将分割着的城乡整合为一体。因此,整合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词。但遗憾的是,近年来政府、市场、农村社区虽然加大了资源的投入力度,但这些资源投入普遍存在盲目性、重复性和“运动式”的问题,导致效用未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组团式服务的突出功能,就在于从以下三方面整合了资源:一是整合党政机关不同部门的工作与信息平台,实现组团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信息共享。二是将条条块块各项公共服务工作整合到组团式服务体系之中。今后各县市区及部门、各乡镇街道可把本地、本部门开展的公共服务活动与组团式服务有机结合,以组团式服务为统领,强化条块协同,整合公共管理服务资源。三是实现“上面千条线”与“基层一张网”之间的有机衔接。原有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被基层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条条各自为政、乡镇街道疲于应付,难以精细化开展服务。组团式服务不仅实现了条条之间的协同,还使“上面千条线”汇聚于“基层一张网”之中,通过一网式服务实现了条条与块块之间的无缝对接。
 
四、建议及进一步思考
 
(一)建议:全省可加强农村社区组团式服务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目前全省推进的两项重点工作,枫桥镇尝试有机结合这两项工作,初步开展农村社区组团式服务,这为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了路径借鉴,值得浙江省其他地区借鉴。但枫桥镇仍面临着一些困惑:一是资金保障难,三级服务团队成员庞大,落实报酬待遇,镇财政压力较大,需要上级财政支持;二是人员管理难,相关专业服务人员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从业人员,单靠乡镇协调、管理和考核比较难;三是技术运行难,镇利用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市村联网,目前由诸暨日报社负责维护、运行,且平台功能不完备。今后还需要像舟山一样,由全市统一开发模块全、功能强的信息管理系统软件。枫桥镇在农村社区组团服务中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省农村推行“组团式服务”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基层自身的努力,还需要高层的指导,需要体制上的突破,所以本文建议:可由主管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省民政厅和主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省委组织部联合成立专门研究组织,深化对组团式服务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提炼,指导在操作层面不断完善组团式服务,并适时在全省各地逐步推广,以破解我省农村社区建设中普遍面临的供给主体单一,供给理念被动、供给方式传统和公共服务资源分散的难题。
 
(二)进一步思考:拓宽组团成员
 
    当前浙江省的组团成员主要由乡镇(街道)机关干部、农村(社区)干部、大学生村官、医护人员、民警等组成,今后随着农村居民需求的扩大化和服务内容的多样化,这种传统成员结构远不能满足现实诉求,应进一步拓宽。拓宽的总体原则是:不宜过窄,否则抱团产生的作用有限;不宜过泛,以免陷入素质莨莠不齐、监督考核难的困境。具体来讲,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扩大政府供给的组团成员。首先,增加农村社区专职社工为组团成员。目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村社区只是由大学生村官和村文书临时担任社工,今后应参照城市社区的模式,用政府财政保证每个农村社区具有2名以上农村专职社工其次,探索组建更高层面、更专业的服务团队。目前浙江省主要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组建服务团队,而乡镇(街道)本身可利用的公共服务资源较少,所以今后应探索组建更高层面的服务团队,为农村居民提高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具体可借鉴上虞市的做法,组建市级专家服务团,选调56名党建、农林、社保、司法等专业骨干,组成市级专家服务团,每季一次进村入户开展主题化服务。
 
    第二,增加市场供给的组团成员。首先,通过信息化服务平台扩大商业服务的组团成员。根据浙江省城乡社区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今后市县都将建立以社区服务热线为标志的信息化服务平台。这一平台可逐步向农村社区延伸,让农村居民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就能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服务、政策咨询、民生实事等服务。其次,通过调动积极性让垄断性企业成为组团成员。目前电信、电力、自来水公司、银行等垄断性企业是为农村社区提供商业服务的重要力量,如果能把这些垄断性企业纳入组团成员,则可进一步优化农村社区商业服务。再次,通过政策引导低偿服务人员成为组团成员。目前村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普遍设有“星光老年之家”,但“星光老年之家”一般只提供牌具、报纸、电视等娱乐设施,不提供日托服务。今后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税费、提供场地等政策引导,让低偿服务人员加入组团服务。
 
    第三,增加社区供给的组团成员。首先,引导农村居民作为志愿者加入组团。浙江的经济先发优势已经让浙江农民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时间上都有条件担任志愿者,只是尚缺观念和动力,今后政府可探索通过服务储蓄、爱心银行、评优评奖等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加入组团成员。也可借鉴四川省宜宾市的做法,出台《关于建立农村社区志愿者服务网络体系的意见》,引导农村社区建立党员志愿者、老年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民兵志愿者、低保对象志愿者和邻里互助志愿者七支服务队。其次,引导大中专学生作为志愿者加入组团。自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1999 年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社区发展计划” 以来,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日益成为城市社区志愿活动的主要力量。今后农村社区也可借鉴这种模式,通过与院校签契等方式,把本地院校的大中专学生纳入组团成员。再次,将结对帮扶单位和共建单位纳入组团成员。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救济式”和“应付式”现象,引导结对帮扶单位真正以负责的态度和科学的措施来帮助农村社区发展。改变共建机制的单向受益模式,创建共建单位与所驻村的双赢模式,典型的案例有:诸暨五洩村与浙江神鹰集团、浙江林学院等九家共建单位建立长效共建机制,这九家共建单位先后为五洩村新农村建设投入600万左右资金,单就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造一项就投入50万元。
 
参考文献
1、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改革》1996年第5期。
2、林万龙:《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
3、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
4、项继权:《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5、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编著:《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6、戚学森主编:《农村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
7、詹成付,王景新:《中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8、赵聚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演进中的基层政府定位》,《新华文摘》2009年第6期转载。
 
注释

*本文是2010年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组团式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以枫桥镇为例》(2010Z49)的阶段性成果。

[①]李华:《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财政制度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②]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页。
[③]贺雪峰、罗兴佐:《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均衡》,《经济学家》,2006年第1期,第62-69页。
[④]林万龙:《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⑤]党国英:《农村发展的公正与效率可以兼得》,南方都市报,2004年6月22日。
[⑥]姚洋:《以市场代替农民的公共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40-41页。
[⑦]于建嵘:《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第25-29页。
[⑧]李昌平:《乡镇体制改革:官本位体制向民本位体制转变》,《学习月刊》,2004年第2期,第30-31页。
[⑨]黄祖辉、游旭平:《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综述》,来自梁久忠:《公共管理研究新视野》,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⑩]刘智勇:《柔性组织网络建构:基于政府、企业、NPO、市民之间参与与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出自马骏、侯一麟:《公共管理研究(第6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陈朋:《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制度设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7年。
艾医卫、屈双湖:《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0期,第69-71页。
胡志平:《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机制》,《世界经济情况》,2009年第1期,第31-37页。
吴锦良:《网格化治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全面创新——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调查》,浙江省委党校《决策参阅》第37期。
孙建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新模式》,引自舟山市委党校网站。
诸暨市统一规定,所有村级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包括党建工作服务、生产经营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综合治理服务、社会保障服务、计生卫生服务和文化体育服务共七大类四十八项服务。
贺雪峰,罗兴佐:《农村公共品供给:税费改革前后的比较与评述》,《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第30页。
借鉴吴锦良教授的观点,具体见《网格化治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全面创新——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调查》,浙江省委党校《决策参阅》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