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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择善从之

—— 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沈芬
杭州社科院文史所助理研究员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发了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三年后,亨廷顿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这种观点公正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议。但是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我们会有重大参考价值。亨廷顿在书本前言也说过“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内   容


     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进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这使解释和观察世界政治的理论模式需要重新拟定。也就是说,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了,不同的国家也展开了新的对抗和谐调方式,人们需要从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现代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于是,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模式”取代了过去的“冷战模式”,因为他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这使得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亨廷顿认为文明包含五大性质。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二是文明的文化实体性质。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三是文明的包容性。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四是文明的长期性。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里,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份和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在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在这种新的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和普遍的冲突不再是社会和阶级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或者是强国和弱国这样以经济划分的层面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文明之间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阶段。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


     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它也建立在其他范式的要素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这些要素。它与其他范式之间较之那些范式彼此之间更加相容。例如,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认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思考与启发

     诚如上文所言,亨廷顿的这本著作一面世就遭到了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猛烈批评,其中“大中华文明”从长远角度而言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大的挑战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国威胁论”在欧美的盛行,使得其著作在中国国内遭到更为严厉的批判。为此他还为该书的中译本特意写了一篇序,特地向中国读者解释他的基本观点并不是要挑起中美冲突,而是为了促进中美对话。就像亨廷顿在书本前言也说过“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在我看来,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一系列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并能从中得到启发的。以下仅从中华文明这一角度来谈谈自己的思考和启发。


     亨廷顿认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对手,但这两大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是不一样的;就近期来看,前者的威胁甚于后者的威胁;就长远来看,后者的威胁则因拥有巨大潜力而又甚于前者的威胁。大中华文明拥有伊斯兰文明所缺乏的核心国家,而她所拥有的这个核心国家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发展是迅猛的。由此可见亨廷顿并不是西方至上主义者,他非常重视儒家文化,认为这是和基督教文化并列的文化,随着现代化,它将会发展并威胁西方,而不是消亡。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亨廷顿对中华文明的了解是非常缺乏和不到位的。换而言之,他认为对西方文明威胁最大的文明,恰恰是他了解最少的文明。

一、从文化外在形式角度分析

     亨廷顿一直把宗教性作为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础要素。认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 ”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这里不难看出亨廷顿一直把儒家当成儒教,把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文化形式认为是宗教信仰,换而言之就是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贯穿了 “文明冲突论”的始终。


     但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并非同亨廷顿所说那样是作为一种宗教形式而存在的。儒家文化其价值系统的核心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展为世俗道德体系,而不是基于宗教信仰和人与神的关系上的宗教道德体系。儒家文化的本质体现在“仁”上,“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仁学”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的共存”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以“仁”为本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得以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要使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并不容易,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可以提供极有意义的资源。如果把“和而不同”用作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非宗教性质的儒家文化的内在和谐性使得它不但不是未来文明冲突的根源,反而是未来化解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从文化现实内涵角度分析

     在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上,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处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的诸子百家,儒家文化一直与统治阶级的专制思想共生共荣,封建专制的权威性、等级制度常常被看作是儒家文化的社会内容和价值观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传统世俗道德体系仍然提倡“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像大多数外国学者一样,亨廷顿把儒家所强调的价值观概括为这样几点:权威;等级制;个人权益居次要位置等,以此为基点将传统中国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社会和个人。“国家”和“个人”为两极,还比较好理解。“社会”居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涵盖着“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切空间呢?似乎很不确定且很笼统。但是这一划分并不适合中国社会,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划分出至少没有明确地标示出“家族或家庭”这一层次,这一可说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最重要的层次。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不是一个“梯形”结构,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国家高于社会,社会又高于个人;而是一个“天平”结构,中间是家族或家庭,两端分别为个人与国家或社会整体。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层次是家族或家庭,或者说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运转是以家族或家庭为中轴的。家族是介于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东西。家族意识也是介于个人观念与社会整体观念之间的东西。家族及其家族意识都是超越个人却又未能达到社会整体的中介性的东西。因此,家族作用的突出和家族意识的高扬,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庸性质。例如,传统中国在社会控制方面,无政府主义不太盛行,专制主义也未必彻底。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相对于家族或家庭来说,大多数个人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但相对于国家来说,大多数家族或家庭则有较大的独立性,甚至有司法上的独立性,如有独立于国家律令的祠堂法规。正因为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具有这一中庸性质,传统中国社会既不容易达到充分开放的境地,也不容易陷入完全封闭的状况;既不容易达到强调个人权益保护的现代法治社会,也不容易完全堕入私欲横行的非道德社会。这使得传统中国社会既具有不容易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保守性,也具有不容易彻底衰亡的生命力。

三、从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角度分析

     在《文明的共性》一节中,亨廷顿写到:“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虽然这段话也还有一些可商榷处,但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正像他在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因为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它们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