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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公共精神的滋养下走向成熟

——读刘瑜《民主的细节》有感
 
姜方炳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刘瑜无疑是睿智的。这不仅因为她头顶着一连串世界名校的绚丽光环,更在于她的《民主的细节》让人们对“民主”这个往往流于空泛的抽象名词有了一种更为深切的亲和感。该书虽没有摆出横空问世的姿态,却一下子点燃了社会的阅读激情,“洛阳纸贵”以致各大网上书店一度脱销。这不,捧在我手上的这本,已是2009年6月出版后的第13次印刷了。
 
     多少年了,我们太多人习惯于对“民主”、“自由”、“正义”等字词采取“拿来主义”,以致整天听它在各大媒体聒噪,却难以感知它的真实存在。而在《民主的细节》中,本可以故作高深的刘瑜,似乎并不想搬出艰深晦涩的政治学术语来堆砌“民主”。相反,她认为,“只有当一个人观察那些书本里的词汇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展开时,才能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还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由此,她选择从日常生活入手,通过不厌其烦地“讲故事”,“将‘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让读者在生活化的语言中就能轻易把捉美国民主生活的细节:州长候选人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斤斤计较,审计长因公车私用而落马,工会在谈判桌上不容忽视的力量,还有程序繁琐却公开透明的听证会,与哈佛大学打赢官司的清洁工,“越老越愤”的美国愤青的愤慨……当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完后,你会猛然发现,“民主”的轮廓竟如此这般的清晰、亲近。
 
     的确,在刘瑜思想的解剖刀下,美国日常政治生活的肌理一一呈现,清晰可辨,让人耳目一新。但显然,刘瑜是不愿只停留于对“美国的民主”的叙述和剖析,而是更乐于做一名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尔。诚如她引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的自白讲到,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的考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心”,更是为了“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受益的启示”。书中作为前言的唯一一篇长文——《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可以说汇聚了全书的思想精髓。在那里,刘瑜不仅盘点了“美国的民主”的发展历史,而且还指出了实现民主这一“制衡机器”运转的五条路径(国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联邦制;活跃的公民组织;媒体和文化产业;投票选举)。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和“社会平庸化”,在于普通民众“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均衡发展,而这两种意识的失衡,也正是诸多后发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屡屡受挫的根源。在后面诸多篇什的叙述中,刘瑜在中美“社会故事”之间时隐时现的切换,无疑呼应了这一核心观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主的细节》已经将“美国的民主”当作了观照“中国的民主”的一面镜子。
 
     毋庸置疑,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美国的民主”也并非尽善尽美,将它搬到中国或许还难免遭遇水土不服。但不管怎样,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不过,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如果失却了公共精神的滋养,我们习得的只能是民主精神的“皮毛”,只能是夹生的民主制度。刘瑜在书中所提出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均衡发展,实质上就是对强调培育公共精神重要性的另一种表达,它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已愈30年。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越是不断向前延伸,我们越是深切地感到,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都不是根本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在于人自身的现代化。诚如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言:“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化和现代化双重力量的驱动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在现代性因子的侵袭下不断发生断裂和分化,而行之有效的整合机制又未能及时得以建构,多变的生活情境、多元的利益诉求在城市化、市场化浪潮席卷之下交错共存。因此,相对于缺乏流动的传统乡村社会,现代城市社会是个由陌生人聚合而成的时空结构。矗立的高楼、涌动的车流、匆促的步伐生动勾勒出了它的现实图景,同时也衍生出多样化的公共生活空间:街道、广场、公园、车站、绿地、运动场、图书馆,等等。公共生活需要社会秩序,而秩序的维系既需要外部力量的制约和平衡,更需要内在公共精神的有力支撑。而对此,基于中国“家文化”传统濡化而成的自我主义,却暴露出种种的不适应。
 
     自我主义是一种以“己”为中心的行动逻辑,以此而形成的社会呈现出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差序格局”,它以私人的道德为维系纽带,正与基于个人主义、强调公共秩序的“团体格局”相对。在不断开放和流变的城市社会中,用旧有的私德去应对公共空间下的现代群体生活,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君不见,乱插队、闯红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司空见惯,掺杂参假、欺瞒欺诈等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而更可悲的是,在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这早已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甚至被奉为在现代社会出人头地的不二法门。公共社会空间的公共性,既体现在对主体个性的普遍尊重,又体现在对个体利益的有限节制,否则,我们付出了将是惨重的社会代价,交通事故即为一个典型。据媒体报道,因违章而频发的交通事故已然成了当下中国城市安全的不能承受之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交通事故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5万人至今,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每年交通事故50万起,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超过10万人,已经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在杭州,七成交通事故祸起司机违章变道,而在同一条斑马线边上,我们也不难看到,公交车“行人优先”的公共品格与私家车横冲直撞的疾驰冲动总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毋庸置疑,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热情、权责意识构成了公共精神的要义。在公共空间下,只有在对权责边界的自觉遵循过程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对各自的行动结果才会有着较为明晰的判断。它犹如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促进公共生活的和谐有序运转。公共精神的缺失,任何对他人权利的漠视或者忽视,不仅是一种缺乏道德素养的表现,更容易引致自我生存空间遭受同一行动逻辑的挤压。而在社会日趋个体化、陌生化的当下中国,由于缺乏公共精神的内在支撑,社会个体在公共空间中的“本体性安全”不断消退,而“本体性焦虑”却在不断滋长。现代人如何更好地一起生活?这是当前我们必须直面并应努力攻克的重要现实课题。
 
     现代社会需要民主,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呼唤公共精神。因为民主制度从夹生走向成熟,是断然离不开公共精神的,而公共精神的培育,又断然离不开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照的。毕竟,如刘瑜所言,“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