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情民意&社会学网
 当前位置: 信息详情
日常生活:当代村落研究的新视角

——读杨建华主编的《经验中国——以浙江七村为个案》一书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研究员主编的《经验中国:以浙江七村为个案》一书已于2006 10月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五编(本),共计一百九十万字。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浙江省社科规划及浙江省社联资助的重点课题的终端成果。该书的基本内容简明扼要地说,作者以当代村落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素材,纪录和揭示中国村落的社会变迁实况,讨论城市化进程与农村工业化加速背景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前瞻乡村社会重建、村落经济重组趋势,从一个鲜有涉及的视角勾勒出近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某类轨迹。

我看重这本书,它以鲜活的当代社会生活史实和深入的理论解析丰富了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热议。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农村底层,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头在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尾大难掉的主体也正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问题。经年以来,国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诸学科关于乡村社会、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等,均有相当数量的论著、资料成果。毫无疑义,这些成果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地破解“三农”之议。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学界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变迁进程,诸如市场化过程中的村落经济重组、村落居民身份变更、村落内部阶层变化、人口社会流动、国家力量在村落中的存留与作用、村落社会结构对村落发展的作用、村落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不能说学者们对这类问题少有研究,但是,把村落变迁作为主题话语进行系统、充实、厚重的实证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的作品并不多见。也许是本人治学的一种偏好,我以为面对学界浮澡之风不止的今日,与其奢谈消化不良的洋理论,莫如忠实地抢救、记录那些过而不再的社会史实,既使是只能供来者研究的原始资料,那也是难得的富矿,那也是一种文化功德。

我看重这本书,它将研究视角对准“社会事实”即中国村落成员的“日常生活”。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非常强调社会事实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其《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即“我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的方法的基础。”当然,这个“基础”所指远不止于是日常生活,可是它一定是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那些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们是承载所有社会事实的基础和前提。出于研究视域的需要,作者用日常生活置换了社会事实,这不仅是不无道理的,而且也开辟了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限于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的贫乏,一般关于中国村落社会学的研究,往往从经典学者那里的概念出发,研究有限的几个基本问题,诸如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变迁又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成员如何为其生存和人类再生产获取资源?等等;这类研究固属需要,但是其不足也是明显,使得关于中国村落的社会学研究出现与现实中国脱节的倾向,有时甚至还了产生许多困惑。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裁量的对象,理论一旦丧失自我,也就丧失了力量。所谓 “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就是指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活动轨迹。其中包括日常经济活动,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等等。作者从日常生活契入,以浙江省七个行政或者自然村落即义乌市乐村、杭州市石桥镇中村(1999年以后撤村建居)、台州市涂镇的栖村、栋村、临安市义村、瑞安坊村、杭州市萧山区的青田村等为研究个案,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世界的直接观察,作者力图通过对人的具体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描写村民日常生活的活动图式、内在结构、实践范围、运行逻辑、历史演变,以及日常生活的冲突与裂变、消解与建构;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叙述,直观地展示出他们生活的基本样式及其变化,在日常生活中来捕捉、描摹村落变迁的历程和轨迹;并在对日常生活细琐叙述的背后,努力发现隐藏其后的一些变量,如时间安排,空间格局,基本的关系网络。并试图在对这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精细的叙述和解析中,描摹、建构出浙江农民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生活轨迹,探讨决定和影响这一生活轨迹的各种宏观和微观变并从翔实的大量的社会现象中做出归纳和理论概括,从而以其特有的“地方性知识”,丰富了乡村中国的理论映像。可以说,该书的研究视角有其独道之处,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村个案类研究中的亮点之作。它对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以及中国现代化研究都有一种启示与建设性的作用,是一项有创意、有力度、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它将在中国农村社会研究领域中产生重要的、持续的影响。

我看重这本书,它不仅把日常生活确定为主题话语,而且把它“网络”化了,即作者不限于罗列事实,而是研究了诸多日常生活事实之间的相关关联。在我的读书视野中,有哲学学者早就把“日常生活”作为主题话语进行研究,并有很深入地思考。对比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以这样说,前者是在穷究底蕴,后者则是发崛人们行为变化的社会关联。作者在著述中注意了充分注意挖掘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对现代变迁、发展有益的因素,如传统分工、亲帮亲、邻帮邻亲缘网络等等。这都是传统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对村民日常生活逻辑挖掘中,作者从中引出了一些新颖的学术观点,诸如:村民鸡毛换糖是一种流动的交易方式,认为这种流动交易方式是一种内生的现代化因素、流动交易方式是一种具有双重再生产能力的文化资本;无论在“刚性政治”时代还是在“柔性政治”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都没有能够发展出“公共性格”;村民民主理念的成熟取决于功利意识的摒弃和获取民主技巧的增进的结合;民主环境的培育植根于基层党组织与村级民主选举的同步配套;温和的宗族活动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等等。纵观这一系列见解,可以认为作者自设了一个理论平台,在这里他们尽情致、尽心性地发挥着:从本土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和人力物力出发,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建构,源于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内生性的发展。显然,这种内生性发展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充分挖掘、动员本土资源,从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包括本土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财政、资源及其区情所特有的限制,由此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径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它不否认外力在某种条件下的重大作用,但更坚信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内生性原则还非常强调传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宝贵资源。传统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全民族所共享的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模式,并使这一文化中的个人思想和情感固定化。传统是发展的中介,是进步的阶梯。当前,在当代中国村落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的影响依然强劲。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对传统的重新关注,对传统的现代解析,是建构中国现代村落社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