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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构和谐社会亟待破解五个二元结构

杨建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发展实情审时度势而提出的发展理念。当前,浙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十分有利,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已渐趋相对均衡。这为浙江建构和谐省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利益格局重新调整,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当前浙江建构和谐社会的最大困境和问题还是来自于社会的二元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贫富发展的二元结构,城乡居民身份的二元结构,计划与市场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二元结构。
    1、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
    浙江尽管社会转型速度较快,但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还没完全打破。2004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100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了3千美元,财政收入也达到了1462亿元。但是我省公共产品的供给仍基本沿袭计划经济年代模式,主要首先是用来满足城市居民的社会需求,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却基本上仍是农民自己。2003年,我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支农支出为59.88亿元,尽管已比上年增长了18.6%,但仍仅占全年财政支出的6.67%,即使加上财政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的投入,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也只占全年总支出的7%(参见《浙江日报》2004年2月20日第8版黄旭明:《关于2003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由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没有像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一样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城乡社会发展计划中考虑很不充分。因此,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在小城镇发展规划以及农村居民点的规划中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导致我省广大农村地区文化、体育公共设施缺乏,没有随着我省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相应地增长。很多县市近年来尽管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建造了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以及主题广场等许多文化设施,但绝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仍相当薄弱,农民无法满足日常的精神文化需求。
    2、贫富发展的二元结构
    浙江已经进入现代化建构期,人均GDP已接近3000美元,有大约1/3的城市居民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浙江还存在相当一批贫困人口,他们与富人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浙江的贫富差别呈现扩大的趋势。浙江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贫困程度都有所上升,截至2004年9月,全省(城镇和农村)低保对象共有约60万人,约占全省户籍人口的1.3%。与该制度建立初期(2000年)相比,4年间城镇低保人数增长了1倍。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13倍,到2003年差距已扩大到2.42倍。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从单位得到的各种实物收入、享受的住房公积金,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初步测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超过了2.6倍。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在呈上升趋势。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216上升到2003年的0.3046。2004年1-3季度基尼系数为0.3301,比去年同期的0.3080高0.022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经过了近5年基本稳定,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2003年已达到0.3564。据测算,如果城乡居民一起计算,全省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超过了0.38,已接近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
    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差距倍数扩大,高收入阶层在全部收入中获得了更多的份额,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则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尤为明显,2004年1-3季度20%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绝对差距由2003年的15083元,扩大到2004年的18423元,收入差距倍数由上年同期的4.7倍,扩大到今年的5.4倍。2003年,收入最高的20%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11460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纯收入仅1750元,贫富的收入之比为6.55:1,与2002年的6.16:1相比,差距有了明显的扩大。
    外来流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发生率较高。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镇常住人口高50%,但流动贫困人口被排除在城市低保和统计范围以外,今后政策若有所松动,会对城市低保产生重大冲击。
    3、城乡居民身份的二元结构
    在制度的安排上,城市居民在户籍制度的保护下,可以享受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各种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以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为主,基本与城市的各种福利无缘。农民收入低,农村是更需要政府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以满足农民的社会需求,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毋庸讳言,多年来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体制十分落后,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主体缺失,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质量低下,农村公共产品供应出现结构性失衡,如目前农村医疗网点不健全,医务人员水平低,医疗设施落后,农民看不起病,就是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背后,反映了对农村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
    在全面奔小康的过程中,浙江农村人口平均所受的教育7年都不到,据测算,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浙江省农村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70、6.81和6.92年。这样,浙江连续3年都没有达到下限总体小康值7.4年的水平,离大于等于9年的全面小康标准差距更大。
    4、区域发展的二元结构
    浙江西南接壤的江西和西北接壤的安徽发展相对滞后,与我省形成了外围区域的二元格局,巨大的区域差距使浙江的发展失去了良好的腹地支持。我省在内部的发展上,东北和西南部的差距也相当大,省区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比较严重。目前,全省还有25个欠发达县市,其中浙西南的衢州和丽水就占了15个,即这两个地区的县(市)均为欠发达地区。全省农民还有150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700万的农民还仅是温饱,而这些人口又大多居住于浙西南地区。
    2003年,这两个市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衢州为1150美元,丽水为1055美元),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2384美元)的45%左右。浙西南地区的不发达、居民消费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个省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使我省的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农民生活比较困难,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还导致当地农民对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本地的生态环境,减低了整个区域的环境质量,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比较尖锐,不利于浙江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5、计划与市场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
    首先,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市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省市县政府仍在直接管理一些企业,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其所掌握的行政权力继续投资新办公司,产生了新的政企不分问题。这造成了市场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同时,浙江的公共财政支出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入到竞争性行业中,损害了市场公平的原则。政府还没有退出一些垄断性行业、暴利行业,民资进入这些行业还存在各种障碍,条子经济、审批经济依然存在。政府“越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造成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积累了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其次,第三产业发展还受制于市场化体制不完善的制约。第三产业中不少行业非公有制比重过低、垄断过度、竞争不足。由于第三产业中的行政管理色彩重,行业准入限制多,人为地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一部分潜在的第三产业需求不能得到实现。浙江除商业、餐饮业、运输业中的公路运输等传统产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以外,第三产业中不少领域市场化程度仍比较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我省三产中许多行业仍处于垄断或半垄断经营状态,如城市公共设施服务、邮政电信、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文艺等行业,民营资本进入困难,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制约行业发展。第三部门的力量还非常弱小,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还受到各种限制,这些组织在社会领域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
    社会就业仍是计划和市场的二元体制。那些体制外的就业岗位,一般是没有各种社会保障,劳动力的各种权利也难以保障,这类岗位更多的是非公有经济中提供的就业岗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人员的任用上很大程度上还沿袭着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些单位是国家体制内的单位,单位中的正式职工享有健全的社会保障,职业稳定性强。这样就形成了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一类是完全依靠市场供求调控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一类是计划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这两种市场在工资定价上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前者是完全的市场决定机制,后者基本上是政策决定。大多数事业单位还沿袭着过去计划体制的管理模式,在人员的使用、资源的配置上,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还很低。
    二、浙江和谐社会建构的对策建议
    根据建构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我们以为,浙江在2005年乃至整个“十一五”社会发展期间,应该着重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坚持社会公正原则。
    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公正包括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由于家庭出身、个人生理条件、智力水平的差别,起点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社会可能做到的是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过程公正也就是一种机会均等,面对竞争,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结果公正则是在考虑起点和过程差别的前提下,要求在结果缩小贫富差别。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包括机会均等、缩小贫富差别、社会保障制度健全。
    第二,努力优化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由城乡结构、阶层结构、贫富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智力结构、保障结构等组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优化社会结构,是改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前提。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对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体现在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各社会要素布局合理、发展均衡,合理的社会结构还体现在城市不同居民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贫富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协调发展。尽管由于劳动分工、初始条件和个性化发展等原因,人群和区域的分化是必然的,但分化不能听任这种分化走向极化。因为分工和分化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为了整体更协调地发展,而不是导致相互排斥和彼此隔绝。在出现比较严重的城市居民身份二元对立、城乡二元对立、区域发展二元对立和贫富二元对立的地方,政府应当运用制度的力量来校正这种不利于整体协调发展的极化现象。
    第三,建立畅通有序社会流动机制。
    目前浙江的社会横向流动还受到身份歧视的障碍,以户籍身份为标志的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城市和本地户籍的人在就业、住房、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受到一系列歧视性待遇,因而限制了社会流动。户籍制度等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社会中为社会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排除身份歧视、裙带关系等非能力因素的干扰,才真正形成一个能上能下的、不断进步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使得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使得人的潜力的开发实现最大化。要打破户籍身份和所有制的限制,使浙江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没有身份歧视的、平等的社会。
    第四,加速推进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的均衡发展。
    建构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均衡和谐发展的制度。我省《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已经制定发布,这对我省农村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另外,还可从立法的角度,制定类似《城乡规划条例》,从政策法规的层面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农村的角度,来考虑城市的规划建设。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变大,农村在城乡区域面积的比例正逐渐缩小,在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中,农村区域、农村环境正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农村对城市的生态承载能力正不断下降。因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规划的角度,保护好农村稀缺资源,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体系,突破城乡分割,打破二元藩篱,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浙西南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立足于自身的实际,分析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确定一个切合实际有效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大山海协作工程力度,下山扶贫,异地扶贫,有序调整人口布局。同时,浙江还要利用先发优势,扩大对西南西北接壤的周边省区辐射带动作用,发挥我省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周边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富庶起来。我省支持帮助周边地区的发展,实际上也是自己发展的条件。
    第五,保持社会环境和谐有序。
    加大平安浙江建设力度,在社会发展中注意协调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加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沟通,消除阶层、地域、单位、家庭等各种身份隔阂与歧视,避免城市贫困人口、农村居民及外来人口的边缘化,建立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社会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可能消除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因素。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依法严惩走私、贩毒、黑社会势力、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没收黑色富有阶层的非法收入,坚决取缔各种形式的权力经济、违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整顿不合理收入,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堵塞制度漏洞和政策漏洞,使灰色收入不再有形成的土壤。惟有如此,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人民群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形成社会和谐的良好环境,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


1 参见万斌、杨建华主编《2005浙江蓝皮书(社会卷)》,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