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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国现代化实践和创造的热土(二)

——浙江现代化水平评估与分析
杨建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就业率高、贫困面小
    浙江在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长期坚持了“就业优先”的基本制度安排,这包括,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优先,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促进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优先”还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指标,进而激励了各地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末,全省就业人员2940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639.42万人,占21.75%;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为2300.58万人,列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居全国第四位。其中,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为1530.79万人,占66.5%;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为769.79万人,占33.5%。在合计中,单位就业人员1570.10万人,占68.2%;个体经营人员730.48万人,占31.8%。在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615.53万人,占39.2%。到2005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898万人,就业人员30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920万人,增加72万人。全年全省新增城镇就业岗位67万个,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比上年末下降0.4个百分点,与上年末持平,比全国的4.2%低0.5个百分点。
    通过积极有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施积极就业政策,重视发展能多吸纳劳动力的各种就业形式,极大改善了浙江创业和就业环境,通过扩大就业保障和提高了全省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有效降低了贫困面。
    浙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先后实施了农村现代化和“百乡扶贫攻坚计划” 。在上世纪末,就实现了全省无贫困县的历史性跨越。2004年浙江农村低收入人口(指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还有105.58万人。按照全国农村贫困标准(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计算,2004年浙江有30.55万人,占当年全省农村人口的1.4%,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0.61%(见表5)。2005年全省低保对象61.0万人,其中农村52.2万人,省财政按每人每月129元标准给与补齐。

表5 2000年以来全国农村贫困标准、人口规模和人口比重

年度

绝对贫困

低收入

标准 (元)

人口规模(万人)

人口比重  (%)

标准(元)

人口规模  
(万人)

人口比重  (%)

2000

625

3209

3.5

865

6213

6.7

2001

630

2927

3.2

872

6102

6.6

2002

627

2820

3.0

869

5825

6.2

2003

637

2900

3.1

882

5617

6.0

2004

668

2610

2.8

924

4977

5.3

    由于城镇贫困人口测量标准不一,又加上各地区“低保线”受地方财政投入能力影响而偏离实际贫困,一直无法测度全国范围城镇贫困规模的准确数字。有学者根据2003年全国10%低收入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00元估计,全国城市贫困人数大致在3000到5000万 ,占城镇人口的6.5%到8%左右。浙江二、三产业发达,就业率高,浙江城镇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绝对贫困的人口逐年减少。2004年浙江1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5351元,2005年,浙江城镇“低保线”为每月每人223元,全年为2676元,全省有8.8万人的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全省城镇人口的0.32%,占当年全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2233万人口的0.39%。贫困面比全国平均数要小很多。就业率高、贫困面小,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3.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积极扩大就业领域,加强就业培训,开展就业和再就业援助活动,努力创造就业岗位。1998-2001年,四年累计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106万人,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50.65万人。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实施“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1998-200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不断完善政策,加大财政转移力度,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浙江有5万左右城镇居民和30万左右的农村居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2001年,浙江月收入低于290元的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中57.8%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在转移性收入中,比例最高的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困难救助款,占转移性收入的68%。“十五”时期,浙江进一步加大对失业人员特别是就业困难人员的扶持力度,再就业工作取得较大成绩。2001-2004年共有154.8万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年均达38.43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50.91万人,年均达12.72万人。
    4.率先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国家为救助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困难成员而实行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在城镇推广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破产和停产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城镇老弱病残孤等贫困户的生活困难,与过去城镇社会救济以“三无”对象为主不同,建立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则把社会救济覆盖面扩大到全体特困居民。这就有力地保障了城镇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
    浙江从1996年开始,在全省城乡逐步建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至1997年,这一制度在浙江城乡各地区基本建成,并在1998年6月前得到普遍实施。为确保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浙江在全国率现实施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省财政当年投入保障资金1.46亿元,将城乡34.5万人(城镇4.6万人,农村29.9万人)纳入低保范围。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继续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应补尽补。目前,全省现有低保对象61.67万人,其中城镇8.76万人,农村52.91万人。月支出低保金4375.68万元,其中城镇1177.69万元,农村3197.99万元。城镇平均低保标准为222.99元/月人,农村平均低保标准为128.46元/月人。城镇月均补助金额为134.48元/月人,农村月均补助金额60.44元/月人。
    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浙江从2000年开始就进行以“减、调、改、稳”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减掉乡统筹等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费和集资,减掉屠宰税和农村劳动力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和规范村提留,稳定农业税。实施这些改革后,每年可减少农民人均负担15元,全年达17.9亿元,农民年人均负担从92元减少到34元。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浙江居民的稳定感、安全感达到95%以上。
    6.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浙江是国务院确定的四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省份之一,2003年确定了27个县进行试点。根据国务院关于东部地区可适当加快步伐的意见,浙江省在试点以外的其他地区也陆续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5年6月底,全省已有81个县(市、区)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90%,参合农民2399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69%,累计筹集资金17.66亿元,已有74.91万人次报销了住院费用,273.76万人次得到门诊报销和健康体检,为降低农民医药费用负担,解决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政府正确把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方向,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稳步推进。政府确保对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省财政对经济“欠发达”、“中等”、“发达”的县(市、区)分别给予每个参合农民每年10元、5元、3元的补助。市、县财政按省定标准配套资金。到目前为止,省财政已累计补助1.35亿元,市、县、乡三级财政配套6.85亿元,全省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达到56.79元。建立了弱势群体由政府出资参合的制度,农村五保户、低保家庭和特困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由政府全额资助参加。
    三、浙江现代化的经验分析
    “浙江现象”的出现、浙江现代化的迅速“腾飞”,究其原因,是坚持发展的内源性、均衡性和人民性,同时注重制度创新、结构优化和人文支撑。
    (一)坚持发展的内源性
    发展的内源性是浙江居民生活水平得以保持稳步快速提升的坚实基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国情、区情不同、外部环境差异等,各国、各地区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呈现出多样性。现在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内源性发展道路,第二类是外源性发展道路。所谓“内源性发展”的精神实质在于,充分挖掘、动员“本土资源”。它不否认“外力”在某种条件下的重大作用,但更坚信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是从各国、各地区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包括本国、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财政、资源及其国情、区情所特有的限制,由此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径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内源性原则强调发展是以内生为主,强调传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宝贵资源,强调以人文本,主体自觉,求真务实,创业创新。
    1、求真务实,走符合省情实际的发展之路。
    浙江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三无”小省,却在改革开放后,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居民生活水平持续快速提高。这主要得之于浙江人的求真务实,走出了一条符合省情的发展之路。
    浙江人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自主自强、知行合一。浙江资源稀缺,但浙江人性格是精致细腻,并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浙江走了以“轻、小、集、加”为特色的工业化之路;浙江人多地少,但拥有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文化底蕴,走了前店后厂、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相结合的块状经济发展之路;浙江区域空间不大,但行政层级仍多,浙江走了强县扩权、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之路。
    浙江人民以二十几年的时间,从微不足道的草根经济开始,以小商品起家,靠着艰苦创业、精打细算,积跬步而千里,汇细流而江海,迅速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和各种要素的积累,将一个贫穷落后、资源匮乏的浙江,建成了适应全球化市场的制造业基地,并将浙江打造成了初步繁荣的小康家园。
    这样一种“讲求实效、注重功利”“重视工商”的理念,使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能够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原有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规则,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绩效提高作为衡量制度创新的标准。“十五”规划完成以后,浙江人均GDP已突破3400美元,成为我国率先迈入现代化门槛的省区,实现了一个时期的跨越。
    2、尊重草根,走创业创新的发展之路。
    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使浙江人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必须“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使他们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或自主创新精神,并能够较快地培育起风险、竞争等意识。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人民群众呈现出了更加强烈的自主谋生意愿和制度创新冲动,自主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
    浙江经济的活力、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主要来自于草根的创业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制度创新呈现出了鲜明的诱致性的特点。浙江的许多制度创新并非来自于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而是来自于基层,来自于草根,来自于人民。无论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还是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等制度,都是浙江人在改革过程中自行创造的。
    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确实,一种能够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社会管理方式,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增长引擎,推进了浙江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浙江各级政府坚持了发展以富民为先、富民以创业为先、而创业又以环境为先的发展理念,充分尊重草根意愿和创造,尊重草根的自主和选择。并要求政府各级部门改善政务环境,提高为基层、为企业、为百姓服务的水平,打造诚信政府,改善法治环境,坚持“执法为民”的理念,管理与服务并重,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创业创新的良好风气。
    鼓励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加强生态环境和城乡公共设施,提高全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同时,切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群众勇于实践、勤于探索,总结典型,广为宣传,形成鼓励创业、推进创新、实现价值的氛围。
    在浙江省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农民就率先洗脚上田,务工经商,在全省迅速出现了“百万农民创业,千万农民就业”的局面,家庭作坊、私企和民营企业在浙江迅速崛起,吸纳了大批农民。浙江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集群经济的发展模式,即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上,千家万户分工协作,生产经营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小户围绕中户转、中户围绕大户转”,有实力的兴办规模企业,实力小的就从事家庭作坊式生产。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自我实现舞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民感到有奔头、有实惠、有信心,从而更加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加快浙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二)坚持发展的均衡性
    发展的均衡性是浙江居民生活水平保持稳步快速提升的重要保证。发展的均衡性不是小农社会所追求的均平性,也不是乌托邦理念中的大同性,而是指社会的协调和人民的和谐,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所说的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和社会运行的协调性。均衡地推进城市与乡村、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消除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发展的均衡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一种发展模式导致了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贫富结构失衡,导致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穷人无法合理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既达不到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目标,同时也必将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以致发展也难以持续。坚持均衡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均衡
    社会总体发展包含经济和社会两方面。浙江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社会事业发展,全省社会发展评估综合指数逐步跟上经济发展的步子,并与经济发展日趋协调。
    科、教、文、卫、体、保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水平提高了,这些社会事业也要相应得到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要建立能够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的社会事业体系。浙江的社会事业发展在全国属于先进水平,但是与浙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相比还有距离。在一个多重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仍然需要在设施的布局、使用和社会效益的分配方面,从发展规划的角度做出大的改进,以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浙江的教育结构应当适应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需要,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结构方面实现朝向市场需求的转变,以支持浙江长期发展的需要,其目标应当是成为覆盖全体人民的包括外来人口的完善的和高效的体系。浙江的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都应当充分考虑到多重二元结构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例如覆盖面,对受益者的身份歧视,弱势群体如何得到社会事业发展的好处,等等,据此来规划浙江社会事业长期发展的方向。
    社会事业的发展在空间上要合理布局,满足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人群的需要。学校、体育设施、文化设施和医院以及社区卫生设施的布局,文化娱乐和社会保障设施的布局和服务对象都要考虑到使得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都能享受到社会事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使得浙江的城市与乡村、浙江的东部与西部、浙江的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都能得到应该的和必须的服务。
    社会事业管理要有效率,不仅要用相对较低的投入产生尽可能多的社会服务,还要使得社会事业生产的服务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社会事业的受益者应当是全体居民,包括城市与乡村、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当前各种社会事业中有一些表现出产业化和排斥中下社会群体的趋向,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口一向很难得到必要的社会事业服务,从教育到医疗服务。这些都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应当把覆盖最大数量的社会群体作为一项评判管理是否有效的标准。
    2、乡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相均衡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80年代从事小城镇调查研究中发现,位置相近、结构相似的两个城镇,呈现一个繁荣,一个衰败的景象。为什么呢?他研究的结论是:凡是在城镇周围的“乡脚”(农村)是富裕的,那么,这个城镇就繁荣,反之,就是凋敝、衰败的。因此,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农村发展是浙江现代化发展的重点,农村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
    第一,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
    按照农业行业的划分,将农业劳动者以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的形式组织起来,构造起健全的农业产业体系,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在规划建设上,要在乡村空间增加城乡互助的商业和市场基础设施,缩短空间距离,减少商业的中间人利润偏高的倾向。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多数公司的利润偏高,农民所得偏少。分散化的农户同现代化的企业,实际上没有平等谈判的地位。
    第二,调整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共存性,同样也扩大了对公共产品的依赖性,在这个高度关联的社会里,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埋下社会进步的隐患。因此,转变政府的职责,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已成为燃眉之急。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公共管理,即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公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事务和社会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加,社会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保护、保护弱势人群、提高地方治安水平、尊重、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等方面的社会事务和社会公共需求,都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增强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
    第三,加快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建设不仅仅是社区环境、社区设施等硬件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社区软环境的建设,即培育社区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归属感。社区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生态环境,在社区里存在着大量面对面的直接的人际互动。通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和各种有效的社区服务,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给人们以各种社会支持,同时释放现代社会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同时,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既是社区成员互动的结果,也是将社区成员凝为一体的粘合剂和纽带。
    要紧紧围绕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目标,在农村社区逐步建设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等,使居民群众的文化、卫生、娱乐、体育、健身等项需求,能够在村落社区内基本得到满足。通过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体现人的价值,满足人的需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后发地区发展与先发地区发展相均衡
    由于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相对于浙东北区域来说,浙江的衢州、丽水两市目前还暂属于后发地区。如果说浙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阶段,那这两个市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前期向中期转变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根据浙江实际,提出要发挥山海资源优势、统筹区域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全面实施“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等三大工程,加大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力度,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对口帮扶工作,进一步统筹区域发展。
    发达地区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地区间的项目合作,完成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实现沿海发达地区与浙西、浙南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全省有106个欠发达乡镇与沿海发达地区106个发达乡镇“结对”共谋发展。更多的企业把发展的触角伸向欠发达地区。这种合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
    众多发达地区的产业加速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使得欠发达地区经济呈现跨越式发展,百姓收入有了明显提高。2005年前三季度丽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12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4元,增长12.3%。从人均GDP指标来看,2004年最低的丽水(10582元)为最高的宁波(39174元)的27%,比2000年为最高的杭州24.7%的比例提高2.3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浙江省人均GDP最高城市与最低城市之比从2000年的4.05到2005年底的3.68,下降了9.14%,区域城市发展的非平衡性有缩小的趋势。
    (三)坚持发展的人民性
    发展的人民性是浙江居民生活水平保持稳步快速提升的根本路径。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国民的生活质量,发展的最高尺度就是发展的人民性。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和人的自我发展需要,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力量。
    我国是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发意味着我国不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先通过掠夺式发展模式,在很短时间内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然后才去关注社会公正,关注人的生活质量。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西方对发展成果兑现的滞后关注已经造成了许多发展性危机。另外,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了我们不能像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在小范围内体现社会公正,而必须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正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得到兑现。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本质内容,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和追求。
    1、经济增长与人民收入增长相统一
    GDP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它仅仅是衡量生产的尺度,无法全面反映效益、福利等其他指标,不能体现全部社会现实。同时,也不能确切反映真实的生活水平。GDP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与之相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前,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飙,另一方面,国民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却严重滞后。GDP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人民无法从GDP增长中享受预期的福利。我们的GDP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是一种无情的增长和无发展的增长。因此,评估分析经济社会发展时,我们需要一种人民的视角,首先问一声:经济增长是否给民众带来了福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GDP,一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的GDP。归根结底,人民能共享发展成果,民众的幸福感,才是凝聚国家力量的真正纽带。
    浙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百姓的收入也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尤其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源于经济发展,但由于国民收入要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量化到个人,受分配方式的影响,经济的增长未必能保持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但浙江在“十五”期间,全省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而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1.3%,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见表6)。

表6 浙江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比较


年份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增长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量(元)

增长率(%)

2001

14655

8.8

10465

13.3

2002

16838

11.8

11716

13.4

2003

20147

13.6

13180

11.9

2004

23942

13.5

14546

7.4

2005
2006

27552
31684

10.8
11.6

16294
18265

10.4
10.9

(资料来源:根据2002-2006《浙江统计年鉴》和《关于2006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数据制表)

     2、藏富于民与强省发展相统一
    藏富于民,是浙江发展的重要经验。浙江的富,主要是浙江农村的富和百姓的富。富民是经济社会强省的根本基础。从浙江的富民强省发展之路我们发现,坚持富民优先、藏富于民,是强省基础的财政收入的不竭源泉和根本保证。政府只有创造有利于百姓创业致富的环境和条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百姓的创业才智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百姓的创业热情才能得以奔涌,社会财富才能得以快速增长。这样,最终也必然会使政府的税收得到稳定增长。
    富民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赖路径。按照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比在穷人手里的效用要低得多,过度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紧张和冲突。富民过程也就是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寓富于民,藏富于民,放手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创业的主体,成为市场的主体,从而有机会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或富翁群体,使一大部分人走向共同富裕。这样可使社会结构更加合理,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均衡发展。
    富民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其中之一就是消费的拉动。生产为了消费,消费拉动生产。没有消费支撑,生产不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人民收入的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必要条件。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不能只是推动少数人的消费,而是要努力提升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促进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这需要增进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为基础。
    (四)制度创新和人文支撑
    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经济史的长期跟踪考察发现,经济迅速而又可持续地增长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增长完全要依赖产权明晰、自由竞争和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制度框架,而制度的创新对推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与成绩,尤为重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社会管理方式,从而为现代化“起飞”提供了强劲引擎,推进了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
    浙江的制度创新主要有:以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相结合的块状区域经济制度创新,以产权明晰、管理高效的私营经济制度创新,以政府资金引导、市场运作的投融资制度创新,以企业进出口自营权和商品、信息、品牌、资金、服务综合输出为主的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以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行机制为主的政府管理调控制度创新,以培养社会自治、自理和自组机制为目地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精神作其支撑。20世纪著名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揭示出,英国、荷兰等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就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主义积累;而资本主义积累又依赖于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但只有在具有一套恰当的宗教价值观、公民美德和制度的条件下,企业家才可能变得活跃起来。二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民族主义精神和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和调动传统文化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是成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浙江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二十几年间从经济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其人文精神的支撑。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人由于山川自然的影响,“陆事寡而水事众”,在常年对水的征服中,铸就了冒险精神与慷慨气节。早在春秋时浙江人计然就认识到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决定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贵贱论”。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浙江又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滋生地、积聚地和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区。这些都使得浙人既有“明故求理”的探索精神,又有“贵在实行”的求实作风。
我们今天用“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这七句话二十八个字概括出了“浙江精神”,这种精神就体现在浙江人“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行动中;体现在“先生孩子后起名”、“有条件自然长得好,没条件也要想方设法照样长”、“不找市长找市场,不叫下岗叫转岗”的俗语中;体现在浙江老百姓各显神通追求幸福生活的个体行为之中;体现在千千万万个走南闯北的浙江老板动人的创业故事中;体现在“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长、割不胜割的发家致富的倔强信念中;体现在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闯市场的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大潮中。这种精神既是浙江这一天地钟灵、山川毓秀、有着悠久而璀璨的文化传统、丰厚而肥沃的文化土壤所孕育出来的,也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必然要求。

1 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是以100个贫困乡镇为对象(原8个贫困县和欠发达县中,1997—1999年三年平均农民人均收入低于1200元的乡镇),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区域协作和全社会结对帮扶,到2002年全省贫困乡镇普遍实现脱贫。贫困乡镇脱贫的主要目标是,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基本消除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贫困户。
2 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载国家统计网http://www.stats.gov.cn/tjgb/qttjgb
3 参见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页,华夏出版社198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