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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小农的现代性蜕变及其发生逻辑

——H村白菇种植户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杭州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姜方炳

 

  :传统中国是小农之国。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小农已经或正在发生现代性的蜕变。纯粹以“国家建构社会”的分析视角进行单向度的经验解读,已然显得力不从心。因之,在乡村研究过程中,将国家宏观格局的变动和农民日常社会行动的选择上下关联起来甚是必要。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洞察隐藏在社会转型这一宏大叙事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才能理解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社会隐秘”。对H村白菇种植户的实地研究正是上述研究方式上的一次尝试。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其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自我主义”这种传统文化生态的境遇,继而决定着农民自主行动的范围和强度。在乡村变迁近60年的历程中,作为国家制度的承载者和实践者,农民绝非是单纯的受动者,他们不仅通过认可或抗争的方式确证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且还通过自主行动在制度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路子。

 

关键词:乡村现代化;小农;蜕变;自我主义

 

传统中国是小农之国。“小农生产”、“小农意识”造成了绝大多数人口相对隔绝和封闭的居住方式和生存模式,形成了典型的、相对纯粹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处处体现着小农的特性。因此,要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就必须了解正处于变迁的乡村和正在发生蜕变的农民。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国家建构社会”的分析视角和思维路径来探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并服膺于对小农改造的理论,而往往忽视或漠视乡村社会自发、自生的秩序及其对乡村社会变迁产生影响的社会事实。这种站在国家本位的视角进行单向度的理论解读,容易陷入西方现代化理论“冲击——回应”的模式窠臼而失真甚至误导。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乡村社会60年变迁的经验事实面前,诸多经典理论的解释显得捉襟见肘。显然,面对已经或正在发生历史性蜕变的小农,只有通过对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行为的凝视,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社会转型这一宏大历史叙事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才能洞察和理解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社会隐秘”。[①]

为此,本文选取浙江省江山市H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在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对该村落场域中的一群小农在种菇前后的日常生产生活展开较为细致的实地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从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社会事实”本身出发,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验事实与理论演绎相统一,通过对菇农的衣食住行、杂谈闲聊、礼尚往来及相关的习俗禁忌等进行具体深入的观察、记录与思考,以期描摹菇农蜕变的轨迹并探知其发生逻辑。

一、散落在乡野上的菇房:H村及其菇农[②]

作为本文调查地点的H村,是位于江山市淤头镇中部的一个村落。它离镇中心约2公里,北依淤头岗,西邻水角塘头村,南连官前村、市上村,东傍须江,与礼贤光辉村隔水相望,江浦公路和连接浙闽皖的205国道从西南部贯穿而过。据200812月底统计,村内农户253户,人口870人,耕地443亩,人均占有耕地约0.51亩。历史上,H村在周边乡村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村庄。1950年江山县的行政区划调整,就特地成立了以H村命名的乡,与淤头乡同级,共同隶属于淤头区。19564月的撤区并乡后,H村隶属于淤头乡。在人民公社时期,频繁的撤并分立并没有改变H村的地理边界,一直由里角、外角、溪淤3个小自然村组成,全村分为6个生产小队,合称为H村大队。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人民公社解体,原来的大队蜕变为村民自治组织。20世纪90年代之前,村内除了一个加米厂和一个榨油厂之外,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工厂的场所,村集体经济收入以桔山承包、杉木出售为主,连续多年入不敷出。90年代以来,村委会陆续将所辖的沙滩和山场承包、出租,村集体经济有所好转。20024月,村集体出租耕地近500亩,由江山市园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兴建苗木花卉基地。由此,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花木基地的土地租金、礼贤溪滩沙场的出租金以及分布于石排圳、桐树坞、里塘墩山场出租及木材销售收入,每年近80万元。[③]

白菇种植户是近几年对H村一群农户的新鲜称呼,指的是在家从事江山白菇种植的农民家庭。1990年江山市从日本引进F21菌种,经江山市农科所多年选育、提纯后,于1995年被浙江省农业厅命名为“江山白菇”。虽然该品种具有种植稳定、产量高、质量好等优点,但它真正进入江山农民的生产视野才是90年代末的事情。经过近10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江山市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白菇生产基地。

1999年,H村村民MFG最先在村内尝试着从事白菇种植,之后有农户陆续加入,至今共有10户。通过入户访谈,我们了解到白菇种植户及其户主的基本情况,具体见下列的表1和表2

                   1  H村白菇种植户概况[]

户主姓名

现有农田(亩)

家庭人口(人)

子女情况

2008年种植规模(万袋)

菇房面积(m2

开始种菇年份

2007年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总面积

租地面积

性别,年龄[⑤]

受教育情况

JJZ

6.5

4.3

4

男,13

江山外语学校初一学生

4.5

1000

2003

10.8

女,20

衢州师专毕业

JYZ

3.5

2

3

男,14

淤头镇初中初二学生

3

550

2000

4

JXZ

3

1.5

3

男,17

江山五中高二十学生

1.3

300

2006[⑥]

3.6

MQH

3

1.8

3

男,17

江山中学高三学生

3

500

2003

6

JJY

4

2.5

3

男,19

江山实验中学高三学生

4

830

2003

5.3

MFG

5

2

7

男,29

外出打工,高职学历

3.6

650

1999

7.5

男,27

外出打工,初中学历

JTL

1.8

0

3

女,14

淤头镇初中初二学生

3

520

2003

4.8

JTW

3

1.5

3

女,12

淤头镇小学五年级学生

4

800

2001

5

JFY

0

0

3

男,22

浙江大学大三学生

2.5

470

2002

5.8

MLS

2

0

4

男,22

绍兴文理学院大二学生

3

500

2003

5.5

女,24

浙江工业大学大四学生

 

2  H村白菇种植户户主的基本情况

户主

姓名

年龄

性别

学历

曾经从事的主要行业

决定种植白菇的主要原因

开始种菇时的资金主要来源

JJZ

47

初中

种田、木匠、

养猪专业户等

好赚钱

存款

JYZ

40

初中

种田、油漆工等

能赚钱

存款、亲朋借款

JXZ

44

小学

种田、外出打零工

田不值得种,种菇好赚钱

存款、农村信贷

MQH

43

高中

种田、茶山承包经营户

种菇能赚钱

存款、亲朋借款

JJY

44

初中

种田、拖拉机驾驶员、

养猪专业户等

养猪亏了本,看到别人种菇赚钱也开始种菇

存款、亲朋借款

MFG

55

小学

退伍军人、种田等

什么都种过了,觉得种菇比较能赚钱

存款、农村信贷

JTL

45

初中

种田、建筑工人等

种菇不会浪费闲置劳动力,能赚钱

存款、亲朋借款

JTW

42

初中

种田、塘鱼养殖、

拖拉机驾驶员

种菇不会亏本,至少能换点苦力钱

存款、亲朋借款

JFY

45

初中

种田、篾匠等

劳动比较自由,而且能赚到钱

存款、农村信贷

MLS

52

高中

种田、木匠等

种菇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而且能赚钱

存款、农村信贷

 

MFG决定种菇的原始冲动来自与一位朋友的交谈。由此,他得知广东地区对金针菇的需求量极大,如果种菇肯定能赚钱。经过几番周折,MFG联系到了一个经销老板,双方达成了购销协议,即对方预付1000元定金,由MFG试种白菇,且收成只能卖给对方。结果,MFG意外地赚了笔“大钱”[⑦],这一下子在村里传了开来。之后,MFG不仅“包”了块地扩大种菇规模,而且也带动了一批村民种起菇来。一个个散落在乡野路旁的菇棚,菇棚内一簇簇排列有序、色泽鲜亮的白菇,似乎孕育着村庄发展的一股新的生机。这些菇农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都曾有过多年外出务工的经历,并且目前都以白菇种植为“主业”;(2)菇棚都搭建在自家门口或附近,菇棚用地大都通过“转包”或租用其他村民农田获得,面积都在1000 m2以内;(3)决定种植白菇都是觉得“能赚钱”、“不亏本”,而且都因为种菇过上了较为体面的生活;(4)种菇启动资金大部分来自家的存款,彼此间存有或亲或疏的亲朋关系;(5)除MFG外,其它菇农在家庭结构上都是属于核心家庭,而且都有子女在上学。

 

        二、从传统到现代:菇农的现代性蜕变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农户这个社会“细胞”也迅速地发生“裂变”。由此,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不断被修改和重塑,黯然的乡土底色日益凸显了现代色彩的鲜艳。这一系列的变化也在H村菇农身上静悄悄地展开。

与江山的其他农村一样,H传统上也是个地地道道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农民之间在生活水平上并无多少差别。江山旧时以农为本,世代相袭,正所谓“千样味道勿如盐,千样行业勿如田。”解放前,江山土地贫瘠,易涝易旱。农民除受重租盘剥外,还要受“做白工”、“放青苗”和交“田鸡”、“田饭”等额外剥削,生活甚是艰苦。土改后,农民们翻身作了主人,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江山农民在农忙季节向来有以工换工的习惯。在1950年的爱国增产运动中,农村中就开始出现以工换工的临时互助组。土改后,为解决生产上缺少劳力、技术、农具等困难,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可以说,土改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在生活发生了明显改善的同时,农民之间也迅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苗头。据此,执政党认为,农民固有的小生产者意识是诱发资本主义毒苗的根源,土地改革只能暂时缓和农民的痛苦,要想永远解决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一个新的土地所有及土地使用制度,而只有集体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家力量有意识的推动下,江山农村的临时互助组迅速向制度化、组织化的互助组发展,继而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化体制。在这一系列的集体化运动中,农户的土地所有权逐渐消失直至被完全收归集体,集体则根据农民各自的劳动量分配土地收成。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盛行“大兵团作战”,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刮起“共产”风。必须肯定的是,农民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许多水利设施、生产技术确是得到较大的改善。如对H村来说,峡口水库的兴建不仅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难题,而且长期靠“洋油灯”照明的农户也开始用上了电灯。但总体而言,农民的生活仍旧十分艰苦,虽终日劳累却不得温饱。据H村老人JSG回忆,那个时候“队长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大家都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很少能吃到米饭,一般都以番薯、荞麦等杂粮为食,甚至常常掺以野菜。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像树皮、棕榈子、观音土等都成了食物,吃了肚胀难以消化,多人就是这样横死乡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H村农民对集体化运动中急躁、冒进并非没有抵触的情绪,访谈中,菇农MFG就提到当时的情形。“那时家里不准养猪啊养鸡啊,养了的都得交公。交公之前,我爸就偷偷叫我妈把鹅宰了,一顿一个。不止我们家这样,隔壁的有些都把猪杀了。交了公就不是你的啦。吃公共食堂不要钱,大家一窝蜂,到谁的肚子里去了,谁知道?”1970年,江山县勤俭大队作为“工农兵活用毛主席思想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单位”被《人民日报》报道后,浙江掀起了向勤俭大队学习活学活用哲学的高潮。[]然而,即便像许多人煞有介事地叫嚷着“全身都是社会主义的劲,干起集体活来力气大,捏起锄头格外轻”,农村经济发展仍不见有何起色。为解决吃饭难题,从19771980年,江山组织全县劳力,开展三次“会战”,集中连片开发黄土丘陵。其中,H村农民集体参与的是第二次会战,即开发淤头大山片。“该片在地山岗片以北,江浦公路沿线,纵横7.5公里。197712月开始规划,1978年春季动工,日最高出勤劳力4.6万人,历时50天,劈掉123个山头,填平103条沟壑,造成水平梯田6900亩。”[⑨]然而,由于特定的自然和人为原因,80年代以前,H村农民的生活一直在“糊口水平”上下波动。

1978年以后,江山从农村逐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江山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大队、生产队的副业经营,但真正在农村全面推行则是1983年的事。[⑩]正是在这一年,H村村民分到了自己的承包田。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粮食产量得到很大提高。与此同时,许多青年村民走出村庄,成群结队地进城谋生。这一时期,H村村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并实现了从“糊口水平” 向“温饱水平”的跃升。从江山市相关统计资料即可略见一斑。(见表3)

3  1987年与1983年江山市农民各类生活消费品支出的对比情况

项目

1987

1983

1987年比1983年增减

金额

(元)

比重

(%)

金额

(元)

比重(%)

金额(元)

生活费支出

588.41

/

338.07

/

250.34

74.05

其中:生活消费品支出

540.87

100.00

305.11

100.00

235.76

77.27

1.

322.38

59.60

193.29

63.35

129.09

66.79

2.穿

33.07

6.12

30.74

10.08

2.33

7.58

3.

96.53

17.85

20.48

6.71

76.05

371.34

4.

54.21

10.02

30.80

10.09

23.41

76.01

5.

34.68

6.41

29.80

9.77

4.88

16, .38

资料来源:江山市志编员会编《江山市志》1990年版,第102页。

 

然而,当时间跨入到90年代,这种令H村农民惊喜不已的美好生活不知不觉地停滞不前了,乡村蓬勃发展的势头似乎一下子被凝固了。同时,种田在一向视务农为本分的村民心中也悄然失去了已有的地位,被认为是“在田里摸摸,整天和泥巴打交道,一辈子也不会出头”的行当,而进城务工才是发家致富的阳光大道。然而就在此时,许多曾经在外闯荡多年的村民却陆续回家,一度成为村里人的笑柄。1999年,村民MFG开始从事白菇种植,之后其邻居、朋友等多家农户陆续加入,到2006年达10户。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社会行为等方面都发生显著的现代性蜕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活方式上的现代诉求。90年代相比,菇农最直接的变化莫过于生活方式了。生活方式是指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引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只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21世纪以来,H村菇农成了村里发家致富的典型,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城市化”。在10户菇农当中,除了MLS觉得两个子女都上了大学跳出“农门”没有建造新房必要外,其他菇农都建了小洋楼,少则两层,多则四层,而且多为时髦的别墅型外观,房内装修与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天花板吊顶,墙体涂漆,地面贴上地砖或木板。而过去在H村,“畜如猪,禽如鸡,无家不养”的习俗在菇农家没了踪影,养猪养鸡既脏又累,被认为太不卫生和经济。在日常饮食方面,“可乐”、“雪碧”等各种市面上的饮料也悄悄上了菇农们的餐桌,吃鱼肉就像以前吃白菜萝卜那样的平常。此外,过去那种“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生活方式已经退出了农民们的日常生活而成为历史。彩电、摩托车、电动车、手机等现代商品都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缺了这些,他们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滋味了。

2. 经济行为上的市场选择。菇农蜕变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市场化。据菇农们的介绍,白菇种植至少还需要经过装袋、煮料、灭菌、接种、开袋、搔菌、覆膜、催蕾等八道工序,每道工序所需的原料和劳力基本上是通过购买和雇佣的方式解决。种菇最主要的原料是菇袋和基质。菇袋都从市场上统一购买,基质的配料如稻草、棉籽壳、麦麸、米糠、饼(粕)肥等都要求新鲜、干燥、无虫、无霉。在调查过程中,菇农们表示,自己都是从市场上直接购入原料并按相应的比例进行调配,虽然家里也有点,但远远不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用起来不但麻烦而且很可能会影响白菇的收成。所以,通过市场购得原料才是好的“算珠子”,才是最优的选择。在劳力方面,装袋、接种、搔菌、采菇各工序的需求量最大。比如装袋工作量大、时间紧。每年九月,正值白菇种植准备时节,菇农们都得走家串户地忙乎一阵,预约一大群“隔壁人”前来帮忙。在这个时候,能请到足够的帮工是以应允对方满意的劳动报酬为前提的。在调查中,多数菇农都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自己不随市提高劳动报酬就请不到帮手了,白菇种植也就泡汤了。因之,大多数菇农宁愿抬高价格招来更多的帮手,也不愿因为开工不足而延误了白菇上市的“黄金时期”。在运菇这个环节上,菇农们更是打起了算盘。我们发现,全村10户菇农中只有JJZJFY两家有运输工具,每天菇农都是“拼车”前往城里的农贸市场。对此,菇农JJY曾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我们种菇要带动大家一起来的。你比如说就一个人种菇,我得每天雇一辆车从家里到江山跑一个来回,至少得七、八十块钱吧。如果大家合作起来,你一个人的一辆车也可以拉,大家一起来(卖菇)一辆车也可以拉,每个人平均一下就只有十来块钱,合算多了。即使你有车自己一个人拉,也是不合算的,是吧?”菇农们对于市场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且还体现在日常生活消费内容中,不要说家电、服装、皮鞋、碗筷之类的日用品,即便是每餐要吃的大米、蔬菜,有些菇农都直接从市场上或邻居那购得,菇农MLS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家里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大学里上学,妻子在镇里的消防设备厂上班。自2003年以来,MLS家里基本放弃了粮食的种植。虽然在菇棚边种上了几棵白菜,但也是满足不了每餐的消费需求的。因此,除了同村的亲戚偶尔能“接济”一点外,基本上要靠镇里的菜市场了。

3.文化价值上的混合理性。社会秩序或结构的维系是以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基础的,而这种规范往往通过社会化的形式内化为社会个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乡村变迁中的农民正发生一场文化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在H村菇文化价值世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混合理性的存在,即关系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交叠。一方面,农民日常互动中的那种 “脉脉温情”在逐渐消散,而另一方面,关系、人情和面子等传统社会文化心理却又有日益增强的态势。他们的价值观念因为分化而往往陷入摩擦甚至冲突的困境。正如翟学伟等经过研究所认为的,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及不同利益主体的觉醒,一方面人们对经济利益更加看重,另一方面,人们依然看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等传统价值。但是,这又未必意味着世人仍保持着舍利取义、重义轻利的传统。正是由于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分化,才导致了当今人们文化价值的冲突。[11]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已经在菇农的交往网络中发生了形变,越来越倾向于以服务于自家的经济利益为中心,即在生产生活中与人发生联系不是完全基于差序格局内那种亲疏远近的“特殊主义”取向原则,而是以谁最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或自己从谁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交往准则。比如,在袋装菇料时,他们需要的是“手脚灵活、动作利索”的人,而那些年纪大一点即使是能和自家攀上点亲戚关系的也不大愿意雇请。而一旦遇上对自家生产能提供政策便利或能给予较大帮助的村民、干部就喜欢“套近乎”、“攀交情”、“拉关系”。人情、面子、关系,在菇农的经济交往圈落里具有了伸缩性和工具性,或更确切的说是基于经济理性,人情、面子、关系具有了工具性功能并对自己交往格局的伸缩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4.政治领域上的公共参与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突出表征,而公共参与则是这种表征的集中体现。按照卢福营的观点,村民公共参与是指村民群众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从参与方式上看,村民公共参与主要包括6种:议论、选举、接触活动、投诉活动、参与组织活动以及抗议活动。[12]包产到户后,H村农民虽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也赋予了村民有了制度化、合法化的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机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村民自治的精神未能充分体现,村民对自身拥有的合法权益也不甚了解或者干脆闲置。然而,在菇农群体当中,参与村落社区公共生活的意愿却是异常强烈,并通过各种方式介入村庄政治的运作过程中。被大家称为“老财主”的菇农JJZ在菇农群体中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家中除种菇、经营代销店外,还开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养猪场,通过借贷、运菇等方式团结了大多数菇农。也正是在诸多菇农的支持、组织下,JJZ多次参与村干部竞选。2008年初进行的抵制村庄合并事件[13],也是在JJZMFG等菇农的带动下发生的。最后,村庄合并事项不得不推迟进行,并且规定合并后H村在党务和政治上接受新淤头村的领导,经济上进行有条件的资产合并,即原H村与新淤头村在相关经济收入方面实行分成,H村占80%,新淤头村占20%。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菇农总是时不时地把讨论的主题引到村庄的治理问题上,比如村庄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村庄财务公开情况等等。这也难怪,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菇农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政治诉求、影响村庄治理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一旦这些诉求和意愿的实现受阻,不满、反感甚至对抗、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三、制度变迁与自主行动的交互作用:菇农蜕变的发生逻辑

著名社会学者张静曾指出,“西方近代以来比较有影响的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和变迁的学者,大都接受一个主流性的观点,他们使用‘国家政权建设’来观察基层秩序,特别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并倾向于认为,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的结果。”[14]面对菇农历史性蜕变的基本形貌和变迁轨迹,我们深切地感到,当下处于变革中的乡村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同时也使得“国家建构乡村”的主导性研究视角和思维路径力所不逮。因此,我们在解读H村菇农蜕变这一经验事实时,应将国家宏观格局的变动和农民日常社会行动的选择上下关联起来,既不能离开对国家“制度下乡”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民生活世界中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意愿和行为。惟其如此,才能洞悉菇农现代性蜕变的发生逻辑。

中国人惯常行动是一种“自我主义”的取向,“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 ,[15]而家构成了这个中心最基本的私的单位。正是在这种“自我主义”影响下,中国人社会心理世界里涌动着一种天然的自治冲动,并往往通过“家”这种社会组织得以满足。可以说,家及其衍生出的各种观念是中国人生活意义的全部,而在家族伦理观念浓厚的乡村社会,这种社会心理更是根深蒂固。国内学者汪和建、杨善华等各自通过相关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汪和建通过对中国私营企业成长历程的研究认为,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人们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在自主经营偏好既定的情况下,个体拥有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将决定着他(或她)实现自主经营的机会。[16]杨善华等在通过对中国传统及当代的家庭经济结构的考察后,也认为当职业分化与角色分化存在于家庭内部时,行动者主体意识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表达的,也就是说通常是农户而不是个人成为行动主体。[17]由此可见,在乡村社会中,农户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政治关系的基本组织单元,其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自我主义”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境遇,继而决定着农民自主行动的范围和强度。

(一)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与“自我主义”的受制和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愈益明显地表现出依靠“制度下乡”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前所未有的渗透与改造。和中国其他普通农民一样,H村农民的生产生活也毫无例外地被印上了国家制度变迁的痕迹。一开始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占有一块土地、自给自足的迫切愿望。这也正契合了农民传统上自主进行生产经营和各种交易活动的心理习性。由此,土改使农民的自主性得以发挥,积极性得以调动,即便是在生产领域的互助合作,对于素有以工换工习惯的江山农民来说,也都是基于自主自愿和市场原则进行的,完全是“自我主义”驱动下的理性选择。因此,土改既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又促进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

然而,好景不长。国家和农民这一良性互动却被旋即而来的集体化运动所打断。集体化初期“过急过快”而又简单粗暴的“归公”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自治心理。对此,H村农民采取了宰杀牲畜“闹事” 的方式以表达不满和对抗情绪。上述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力”的农民策略,虽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制度反思和政策调整,但最终并没有扭转继续集体化的进程。在高度一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和支配,农民被统一纳入到生产队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单元中,彼此都是“社员”,每天在“队长”分派下过着集体劳作的生活。伴随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治格局也得以强化和固化,城乡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18]在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里,农户这一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被虚置,农民生活世界中“己”的感知边界日益模糊,原本支配农民行动的“自我主义”也随之逐渐弱化。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大队,生产队与人民公社之间的互动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内容。不可否认,这样的社会制度安排确实大大提高了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国家从乡村“抽取资源” 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但同时,乡村社会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农民的主体意识弱化,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最终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后退。我们可以想象,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文化生活贫困、人们活动半径短小的计划社会里,乡村社会只能是一幅落后闭塞而又相当“纯粹”的生活图景,农民的生活也只能停留于“糊口水平”。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自我主义”的复归和强化

1983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山得以全面推行。这不仅瓦解了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且使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得以复归。对于农民来说,“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意味着分配机制的变化——粮食收成“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而且在社会层面上意味着社会个体自主空间的释放——空间自由权和时间支配权的获得。由此,被压抑已久的“自我主义”也随之得以复归。显而易见,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与建国初的土地改革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农村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人民公社体制长期隐匿之下的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显现化,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流动势能冲击着城乡户籍管理体制。H村的菇农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村内外出闯荡的先行者,他们汇入“盲流”之中四处“寻生活”。正像菇农JJZ所说的,“除了杀人放火,我什么行当都干了一遍。”但客观上,农民的外出流动还是受到很大的制度限制。同时,农民对于农事仍旧怀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意。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大规模季候性的人口流动,成了改革中的中国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外出务工的收入在经济上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在社会方面激活了家庭作为乡村社会组织细胞的各种功能。中国农民家庭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血缘关系、感情交流、抚养赡养的混一体,其中经济利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在以基层市场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网络中,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血缘、亲缘关系是强关系,家庭既是生活组织,又是事业组织。作为生活组织,家庭成员间的个人情感得到高度满足;作为事业组织,则讲分工求效率,排斥私情的宽容。正是基于家庭这一社会组织的依托,农民才能更好地组织生产、维持生存。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农事安排和劳动分工都主要以满足家庭需要为目的,农民文化心理中原的“己”的界限又日渐明晰,“我群”和“他群”的分属也得以明确。由此,来自家文化的“自我主义”得以被强化,农户这一组织的生产功能得以激发,促进农民的生活由“糊口水平”向“温饱水平”的跃升。

(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自我主义”的放活和运用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一度蓬勃发展的农村经济遭遇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粮食增产不增收,农民生活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停滞状态。何以如此呢?一个普遍被学界接受的解释是:一方面,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单一的粮食生产导致市场上供大于求,农民增收困难;另一方面,国家(主要是乡镇一级政府)压在农民身上的各种税费过重,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这当然有其合理性的成份。H村的调查情况就验证了上述观点,如H村村民种菇的启动资金大部分是来自经营“副业”所得。当多数村民还在想怎么为稻田里的庄稼除草杀虫发愁时,外出务工回乡的菇农早已把发挥农田效用的目光投到了粮食生产之外。像菇农JTW挖鱼塘养鱼,MFG则种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MQH承包大片茶山经营茶叶生意,而JJZ则从村集体那租了场地养起猪来,等等。但这里又引发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当外出务工村民心中的致富大道时, H村菇农却又为何“弃明投暗”务起农来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最为根本的仍在于“自我主义”。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禁锢人们自由流动的制度枷锁逐渐松动,同时农民“自我主义”的意向和偏好也进一步得到强化,自治感不断得到满足。这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自主经营能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不受至于雇主的约束与剥削;二是通过自主经营的方式能赚取更多的金钱,而金钱无疑是当下社会“一种更为通用的彰显个人权力与个人自治的媒介”。[19]在频繁流动中,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得到较大改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飘摇不定和寄人篱下的感觉:进入城市不仅难以融入进去而且还受歧视,整日辛苦劳作却常又被拖欠、克扣工资。因此,相对于在家一直固守着土地的村民而言,他们心中更容易涌出一股自治的冲动——回乡创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H村菇农虽然原本都是村庄内外出闯荡的先行者,但一旦条件具备就往往扎根乡土,经营起各类“副业” 来,“家”无疑就成为他们最为明确也是最为有效的组织依托。这些回乡创业的农民带回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市场信息、人际脉络和冒险精神。与只向土地讨生活的村民相比,H村菇农先前丰富的外出务工经历使他们开阔了视野、结识了新人,对于现代市场变动有着更为敏锐的反应能力。因此,他们一旦将农业生产组织起来,已远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生产了。毫无疑问,如果从组织规模上看,当下的农户仍属于“小农”。小农之“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小。在现阶段,耕地的总面积不断减少,农村人口总量的不断增加。在土地按户均分承包现行经济体制下,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数量日益趋小;其二,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小。随着计划生育和观念变革等因素,农村的大家庭日益减少,核心家庭日益增多。[20]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小农的日常经济实践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越来越被卷入一个开放活跃而又纵横交错的市场体系之中,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相去甚远。

从生产形式上看,H村的菇农无疑都是小农,其生产活动具有传统小农的表征,比如他们是小块土地的承包经营者,以家庭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在粮食和蔬菜生产方面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给性。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的是,这种小农生产虽然与传统的小生产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业生产的目的和内容不同。历史上,江山农民的农业生产主要以粮食、蔬菜种植为主,是为了满足自身生活消费的需求。而现在,菇农们种了很少粮食或根本就不种,即使从其他农户那里租田或调换农田,也大多是出于满足搭建菇棚的面积需求或区位优势的需要。其次,农户生产资料来源不同。在传统小农经济形态下,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局限于家庭H村落的范围内,生产资料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即使需要从市场上购买,也大都是如锄头、削耙之类的经久耐用的生产用具。而现在的菇农不同了。不要说菌种、农药、化肥基本上得靠市场供应,即便是像棉籽、大豆粉等以前家里常有的菇料都得从农贸市场上购得。第三,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化程度不同。在传统社会里,农民家庭内部的生产分工往往局限于“男耕女织”的形态,农户内部及农户之间深度的分工更为少见。尽管现在菇农的生产主要是以家庭基本生产组织进行的,但是菇农与菇农之间、菇农与其他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日益广泛。特别是在每年的九月到次年二月,菇农都分别雇请其他村民翻修菇棚、菇灶,折叠菇袋,配装菇料,搔菌催蕾,运销鲜菇等。H村在那时也涌现出一批以五十岁以上妇女为主体的村内闲散劳动力组成的“帮工大军”。因此,当下H村的菇农们已越来越离不开高度分工、流动的市场体系了。他们虽有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小农特性,却通过生产活动与其他农户、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农之“小”,社会之“大”,菇农的经济活动正日益朝着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方向发展。[21]也正是由于频繁参与建构现代市场网络,与外界不断地进行互动沟通,菇农在村庄里的角色和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虽仍脱不了农民的“土气”,但却也有着一副老板的派头。“老板”、“老财主”等称呼无疑给他们带来一种强烈的自治感和优越感。

                  四、总结及后续思考

中国的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土地的权属问题。从H村菇农的蜕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走过了一条具有鲜明特点的变迁路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农民─→土地所有权归农户、经营权归集体─→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集体─→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都归农户─→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都归农户并可自由流转。与之相伴随,农民家庭这一基本组织单元以及以这一组织单位为载体的“自我主义” 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而这命运的另一头正牵动着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国家制度的承载者和实践者,农民绝非是单纯的受动者,他们不仅通过认可或抗争的方式确证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且还通过自主行动在制度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路子。

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农村底层,在农民大众,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主要是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内容也正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在乡村社会这片有着深厚“家文化”底蕴的土地上,现代化已然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不拒斥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主位文化对客位文化的单向度认同,更不是主张彻底地否定、消灭伴随历史绵延而来的文化传统。我们既要看到文化传统相对稳定、凝固、保守的一面,更要看到它开放、流动、创新与超越的另一面。因为,“成功的现代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22]在本文中,通过我们的研究不难发现,H村菇农们的蜕变离不开一种内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草根力量的推动:农民在“自我主义”的自治感的驱动下充分利用“家”这一基本而灵活的社会单元组织生产,并以血缘、姻缘、亲缘关系为纽带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合理而又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分工协作,这不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而且提高了自身在村域中的社会声望或政治地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也是一个小农经济形态最为完整和持久的国家。当前,近2.5亿的农户正处于现代化文明的中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国情之一,也是我们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资利用的一种重要而宝贵的传统社会资源。乡村社会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新农村建设是国人一项“甜蜜的事业”,如何充分挖掘各地的传统性知识元素,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并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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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 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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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山县勤俭大队.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0 .

[17] 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8] 杨建华主编.经验中国——以浙江七村为个案·绪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0] 陈锦标.江山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2009-01-06[2009-08-08].http://xxgk.czjs.gov.cn/gzxx/zfgb/200901/t20090108_120748.htm.



[] 正如国内学者赵旭东所指出的,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是:“积极地参与观察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加上历史的过程视角和负责任的事件描述,并努力建构一个大家认可的基本的学术理论规范”。(具体参见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文将研究的时间框架设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近60年的跨度内,而H村农民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开始从事白菇的种植。为便于行文方便,文中对种菇前后的H村农民统称为“菇农”。

[] 80万”这一数字来是在访谈中由曾担任村会计的菇农JTL透露的,笔者未能从其他村干部那得到证实。

[] 按照学术惯例,文中的姓名都经过了技术化处理。

[] 表格中及下文中的年龄都是以虚岁计算,是笔者于2008年进行访谈时的年龄。

[] 2007年,菇农JXZ妻子MJF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导致白菇种植停产一年,2008年又开始着手白菇的种植。

[] “大钱”是在调查中来自一些村民的描述。在MFG菇棚里访谈时,MFG则表示,那也算不上大钱,但至少没比打工差,而不像种水稻,投入很大最后还亏了本。

[] 1970816,《人民日报》发表了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党支部《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的文章,并作了题为《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短评,高度评价了勤俭大队在种田中学好用好哲学的事迹,号召全国领导学习其大破“哲学神秘论”的经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群众运动坚持下去。同年818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江山县勤俭大队学习,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馆新高潮的通知》,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一时,勤俭大队成为全国农民学哲学之典型。(具体参见:《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708月版,第1-6页。)

[] 江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江山市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54155.

[] 江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江山市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9394.

[11]  翟学伟,屈勇.中国人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一致与冲突[J].江苏社会科学,2001(4)136-142.

[12] 卢福营.村级治理下的公共参与[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3)12-15.

[13] 根据合并计划,H村并入镇村(淤头村)。合并后的新村仍称为淤头村,而H村作为下辖的一个“片”归新村委会管理。村庄规模合并计划还未公布,消息就在菇农群体间传开了。在菇农JJZMFG等菇农的鼓动下,许多村民联合起来加以抵制。而这一抵制事件也使更多的村民相信,村庄的合并归因于村书记、村主任等主要干部的懦弱、无能和自私。

[14] 张静著.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

[16] 汪和建:自我行动与自主经营:理解中国人何以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J].社会,20076):129.

[17][17] 杨善华,赵力涛: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制度背景下的“农户——社区”互动结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65):6273.

[18] 为避免农民涌入城市,我国1954年《宪法》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19581月施行的《户口登记条例》更具体明确地做出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后,各项涉及城乡分治的政策更趋于细化、可操作化。这些制度安排在中国乡村社会近几十年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 杨善华,赵力涛: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制度背景下的“农户——社区”互动结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65):6273.

[20] 徐 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2-8.

[21] 人们一般认为,小生产的落后在于其“小”,而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在于其“大”。而国内社会学学者杨建华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化大生产”更多的指的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动态,即从“非社会的”变成“社会的”过程。因为“社会化”这个概念本身具有两种含义,它既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也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概念。由此,“生产社会化”也就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由“自然的”变成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二是指由“个人的”变成非个人的,即集体的、人类共同的。马克思对于生产社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后者,并赋予其二重内容,即生产社会化一方面是指生产地集中化和大型化(直接社会化),另一方面更是指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间接社会化)。因此,生产地交换性和商品性应该是人类生产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生产社会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具体参见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月版,第8-9页。)

[2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76.